中韩关系视野下的《三国史记》撰作

按：本文载《韩国学论文集》年2期（总第16辑），作者王小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丽王朝(-年)时代由金富轼(-年)撰修的仁国史记》，是韩国留存至今有关高丽王朝以前古代历史的最系统的文献史料。作者金富轼本人做过王朝高官，也是韩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年(高丽仁宗二十三年)，时年70岁的金富轼奉命撰修《三国史记》。据研究，他在撰修过程中，主要参照了《尚书》《春秋》《左传》《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通典》《古今郡国志》《新罗国纪》《风俗通》《括地志》等中国古代文献典籍，还参照了韩国古代文献，如《三韩古记》《海东古记》《新罗古记》《新罗古事》《帝王年代历》《鸾郎碑文》《崔致远文集》《花郎世纪》《鸡林杂传》《海东高僧传》《乐本》《金庚信碑文》《庄义寺齐碑文》《三郎寺碑文》等[1]。该书引用宏富，史料价值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书中引用的韩国古代典籍大都已经佚失，故本书所保存的资料弥足珍贵。以下试从中韩文化联系的视角略举几例予以阐发，不妥之处还请大家批评。

一、韩中史料相辅相成

《三国史记》中保存了很重要的韩国方面的史料，涉及中韩关系，很多可以和中国方面的史料相互印证，相得益彰。例如:

三国后期，朝鲜半岛上出现统一趋势，因而攻战不已，民不聊生。据《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文武王本纪》上记载，文武王六年(年):“王以既平百济，欲灭高句丽，请兵于唐。唐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陆郝处俊副之，以击高句丽。”[2]高句丽灭亡以后，文武王九年(年)“二月二十一日，大王会群臣，下教:‘往者新罗隔于两国，北伐西侵，暂无宁岁，战士曝骨积于原野，身首分于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残害，忘千乘之贵重，越海人朝，请兵绛阙，本欲平定两国，永无战斗，雪累代之深仇，全百姓之残命。百济虽平，高句丽未灭，寡人承克定之遗业，终已成之先志。今两敌既平，四隅静泰’云云”[3]。这些史料是新罗文武王(-年)自己对统一战略意图的清楚表白，对于我们客观认识当时地区政治中各方的互动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4]

在《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文武王本纪》下里，还收有一份文武王十一年(年)报唐军总管[5]书，其中有这样一段:“先王贞观二十二年入朝，面奉太宗文皇帝恩敕:‘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陵，靡有宁岁。山川土地，我非所贪，玉帛子女，是我所求。我平定两国，平壤以南，百济土地，并乞(与)你新罗，永为安逸。’”文武王提到的这份敕文并不见于中国史料，而且“玉帛子女，是我所求”这样的言辞也不像唐朝皇帝的原话。但是，文武王引这样一段话为自己辩护，却折射出了新罗统一的空间追求，即要全部统合平壤以南所有百济曾经领有的土地。《新唐书?新罗传》为这一解释提供了证据，其中记载，唐高宗上元二年(年)唐、罗争战结束后，新罗“多取百济地，遂抵高丽南境矣。置尚、良、康、熊、全、武、汉、朔、溟九州”。《三国史记?地理志》二明确记载新罗的汉、朔、溟三州本高句丽地(《地理志》四则直接称为“高句丽南境”)，我曾经将其州县地名逐一比勘《大东舆地全图》，发现其地域直抵平壤附近的大同江南岸。譬如《地理志》二记载:汉州“取城郡，本高句丽冬忽，(新罗)宪德王改名，今黄州。领县三。(中略)唐岳县本高句丽加火押，宪德王置县改名，今中和县”。中和地名今仍存，就在大同江南岸，其地现已划为平壤市郊区。所以，所谓“高句丽南境”必为高句丽所取百济故地无疑。《新唐书?新罗传》的记载可以理解为新罗因并合百济之地，于是占据了高句丽南境，这与上述《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平壤以南百济土地”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

《三国史记》卷三十七《地理志》四收有被新罗并合的高句丽南境及百济全境历史地名录，同时还保留了一份总章二年(年)二月唐将李勣《奉敕以高句丽诸城置都督府及州县目录》，其敕文曰:“其州郡应须隶属，宜委辽东道安抚使兼右相刘仁轨遂便稳分割，仍总隶安东都护府。”由此可见文后所列地名即当时规划的安东府的辖区，包括后来随同后撤的熊津都督府所辖州县(其地土被新罗并合，地名亦见于百济历史地名录)[6]。勘比韩中双方这些史料，有利于我们正确揭示公元7世纪六七十年代唐、罗攻灭高句丽后因利益冲突发生纷争的真相[7]。

二、以汉文音写保存古语资料

韩国历史上很早就采用了汉文，甚至以汉语作为文学语言。《三国史记》就是用汉语写成的。当然，韩民族自古就有自己的语言，而且新罗统一以前，三国语音甚至语言都各有特点。《三国史记》中用汉文记载保留了不少这类语言材料，大多数是一些专有名词，如地名、官称等。例如:

《三国史记》卷一《新罗始祖本纪》略云:“始祖姓朴氏，讳赫居世，前汉孝宣帝五凤元年(前57)甲子四月丙辰(一曰正月十五日)即位，号居西干，时年十三，国号徐那伐。辰(韩)人谓瓠为朴，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朴为姓。居西干，辰(韩)言王(或云呼贵人之称)。”古汉语中，“国”也指都城，这里的国号实际是说都城名。关于徐那伐，韩国前辈学者李丙焘曾注解道:“徐那伐，《三国遗事》卷一作徐罗伐，或写作徐伐、徐耶伐。徐那、徐罗、徐耶和斯卢、斯罗、新罗一样，都是一种语音异写。徐、斯、新以及苏伐的苏字，都是sos(高、上)的音写;那、罗、耶、卢则是nala(国)的古语，合起来就是上国的意思。伐和弗、火(bul)、卑离、夫里等字眼，都是东方古语里城邑、都市的意思。因此，徐那伐本意即上国邑(首都)。现代语的Seoul(今译首尔)就是从徐那伐一名的略译徐伐(Sebuol)转变而来的。”[8]

我同意李丙焘先生关于今Seoul一名就是从徐伐一名转变而来的说法，现在Seoul音译汉字为首尔，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采用李先生的意见。但是，我不同意李先生关于徐那伐本身就是上国邑等于首都意思的考证，因为那样势必会将徐那、新罗、苏伐、徐伐等同起来，造成混乱。徐那伐既为新罗国人辰韩语词，其本意应在其原来的语言中去探求。一般认为，韩国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我们先来看一个《三国史记》自己已经注明了语意的词汇，即上引卷一中新罗始祖的称号居西干。《三国史记》明确说:“居西干，辰(韩)言王(或云呼贵人之称)。”众所周知，古代阿尔泰语系民族称王者为可汗，古突厥文碑铭里写作Qaghan[9]，可汗家族成员(贵人)亦可担任小可汗。居西干三个字的读音，古汉语上古音可拟测为kǐasieikan，与古突厥语Qaghan的读音不难勘同[10]。因此我认为，徐那伐三字的古汉语读音可拟测为zǐanabǐǎwt，可以与古突厥语singarordū勘同。古突厥语(相当于辰韩语)singarordū[11]可译为“半边王城”，当指庆州新罗王城，其地本为一半月形高岗，故被称为半月城。《三国史记》卷一《新罗始祖本纪》:“二十一年，筑京城，号曰金城。”就是以半月城即徐那伐(singarordū)为中心修建的，而且半月城就成了京城顶端的王城，今天仍然是韩国庆州金城遗址的主要遗迹。显然，新罗始祖王最早就居住在那里。

三、厘清易于混淆的历史概念

韩国高丽王朝继承了统一新罗的正统[12]，故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首述新罗诸王本纪。不仅如此，作为一部奉王命撰修的历史著作，《三国史记》还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厘清和规范，经其厘定的概念对后来的相关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下试举两例:

1.三韩与三国

三国时代以前，半岛北部为古朝鲜(檀君一箕子一卫满);南部为三韩:辰韩、马韩、弁韩。后来汉武帝灭朝鲜卫氏政权，设乐浪等四郡;三韩则演化成新罗和百济。高句丽本居中国东北，公元前37年夫余王子朱蒙出逃高句丽之地(纥升骨城/卒本，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13]建立政权，后长期以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为都城。经过三个多世纪，半岛上的乐浪郡和带方(真番)[14]郡再也“无力阻挡高句丽的南进，终于四世纪初被高句丽并合”[15]，乐浪郡的首府平壤也就转到了高句丽的治下。所以《三国史记》卷三十七《地理志》四记载:“高句丽始居中国北地，则渐东迁于浿水(今大同江)之侧。”这就是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的由来。然而，由于历史复杂久远，容易混淆，很早就出现了将三国称作三韩的说法。这种称呼忽视了其间的演变发展，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金富轼为新罗、百济、高句丽修史称为《三国史记》，不称三韩，这就为严肃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高丽与高句丽

尽管在早期的史料中，高句丽的名称有一些异写，但在唐宋时代的中国史料中，几乎都写成了高丽。然而，我们看到《三国史记》在利用这些中国史料时，却将其中的高丽全都改成了高句丽。例如，将《三国史记》卷二十《高句丽婴阳王、建武王本纪》与《隋书?炀帝纪》《旧唐书?高丽传》的有关内容相比勘，将《三国史记》卷二十一、二十二《高句丽宝藏王本纪》与《旧唐书?高丽传》《资治通鉴?唐纪》相比勘，就可发现莫不如此。其中原因，我以为很可能是作者金富轼有意所为。

关于太祖王建定国号为高丽的原因，或说“含有承继高句丽之意”[16]，或说太祖生于松岳郡(今朝鲜开城一带)，其地本为高句丽故地，因以为国号。如前所述，我认为高丽王朝继承的是统一新罗的正统。高丽朝建立时高句丽已经灭亡年了，说太祖会置这样长的时间和统一的空间于不顾，反而刻意要去承继分离时代三国之一的高句丽，很难令人信服。“新罗松岳郡本高句丽扶苏岬，开城郡本高句丽冬比忽(原注:高句丽郡县多称忽)。”[17]扶苏岬、冬比忽亦见于《三国史记》卷三十七《地理志》四所列的高句丽历史地名录，都属于所谓高句丽南境(即历史上为高句丽所攻取的百济故地)。因此，说太祖建国以故地为号不无道理。由此就有两点值得提醒学界注意:

①由太祖建国称高丽可知，当时当地只知高丽一名，不知高句丽一名，和唐宋时代中国史料记载的情况一样。

②从《三国史记》开始，韩国历史文献记载中高丽和高句丽两个名称在使用上有了区别。对高丽王朝而言，高句丽成了和自己有区别的历史名称。金富轼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说高丽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其原因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这种做法不能看做高丽朝把自己视为高句丽直接承继者的表现。于是，对于高丽朝以前的历史，即使文献原本写的是高丽，也要改称为高句丽以示区别。现在，这种做法已经成了学术界的一条规范。

四、结语

我国前辈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8]陈先生所论虽然是中国哲学史的撰著，我以为对于我们研究《三国史记》的撰作乃至古代历史也都是适用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要想正确理解和利用《三国史记》所保存的古史信息，先应该对作者金富轼取一种“了解之同情”，至少要了解他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特点，才有可能对其史学观点和取舍标准有比较客观正确的认识。决不能任凭一己之好，断章取义，妄下判断。

此外我也感到，《三国史记》所保存古代韩国方面的资料具有特别重要的文化价值，值得花大力气将其甄别辑录出来，结合其他史料文物，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好在《三国史记》所引用的中国史料基本都在，做这样的披拣工作应该说有很好的基础。

总之我认为，在中韩关系的大视野下推进研究《三国史记》的史料与史学，有利于今天两国人民对共有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理解，有利于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这是一项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的工作，值得两国学界携起手来，共同来做。

注释

[1]参考[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校勘说明，吉林文史出版社，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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