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班人的历史考察

从年代起，毛泽东就在思考接班人问题。在设置中央一线、二线的讲话中，他确定刘少奇为接班人。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刘少奇愈来愈显示出对毛的思想、路线、政策的不理解。导致毛泽东在年底制定“四清”二十三条的时侯开始考虑更换接班人。这一年，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的谈话中提出了关于革命接班人的若干条件。但是，这些条件都是目标性的，并没有可操作性。

“文革”发动时，毛泽东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其原因之一，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阶级较量”中获得军队支持，稳定局势。毛内心里并不觉得林是个合适人选，林彪身体不好是关键一点，林本人也认识到了，并且表示随时准备“让班”。于是有了年代初期的激烈抗争。

林彪出事后，毛泽东在反思中总结选择接班人的两条教训。

一、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他共同开创事业的战友，很难理解新的开创：文化大革命。接班人必须从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选择。但是，这种人资历甚浅，也没有治国经验，还必须有合适的人来辅佐。

二、接班人不宜像过去选林彪那样只确定一个，过于抬高其地位，而失去了可以继续考察和调整的机会。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接班人选有：周恩来、张春桥、邓小平、王洪文。

除了年龄稍大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周恩来都应该是众望所归的人选。但是，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来没把周当作接班人考虑过。其历史原因，是他认为周在关键时刻容易动摇，难以把握正确路线。

①年代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期，周恩来作为最高决策层成员，与王明、李德、博古等“左”倾错误路线站在了一起；

②抗战时期在长江局，周又有倒向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

③年作为保守派的代表反“冒进”。

④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表现得“右”、保守。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又出现了新的疑虑。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疑虑

林彪事件后的权力真空，导致周恩来直面君上的猜疑。

高文谦曾将毛、周关系定位为君臣关系，是封建皇权专制主义借尸还魂。

历史上看，周恩来自年和毛泽东广州聚首，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共产革命生涯，特别是经历延安整风运动后，逐步定位了“辅佐”角色。

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曾坦白道：“我这个人，有动摇性，不能掌舵。”

另一方面，周恩来也深知毛泽东内心的疑虑以及对其政治路线内心深处的反抗。例如：林彪事件发生后放声痛哭，并对着李先念和纪登奎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

还没有完，这四个字可谓意味深长……

根本原因在于周深刻理解君上嗜权如命以及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执着。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

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辱发紫，彷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通了一断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年，页。）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苏交恶后，中国基本处于被包围状态，国际环境险恶。

毛泽东深知党内亲苏派对中苏关系破裂有不少反对意见，他担心随时可能在强邻压境的情况下，死灰复燃，里应外合，对他算总账。这种担忧，是促使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深层原因。

美国方面，基辛格则一再鼓吹苏联的主要打击对象是中国，企图利用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保护”，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同时又利用中国吸引苏联兵力，减轻美国在中东及世界其它地方与苏联争霸的压力。

既然双方对彼此都有所期待，两国具备了相互靠近的历史条件。

最终，打开了对外国际交往的大门。

张春桥真的是“叛徒”吗？

除了周恩来之外，从巩固文革成果的角度看，张春桥是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选。

他是“文革”发动最大的功臣；他是毛泽东“文革”理论最好阐述者和发挥者。

张春桥和戚本禹、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新贵不同，有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资历，是延安出来的老干部，原上海“左联”成员，曾任延安陕北公学宣传部长，《晋察冀日报》总编辑，石家庄市委秘书长，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等职务，有基层任职经历。

年出生，年龄又较70岁以上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等有合适的差距。

以上多种因素，使得毛泽东曾经几次把张春桥作为接班人考虑。

一次，毛泽东和林彪谈到林彪之后谁接班的问题，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引起了林彪的极大疑虑。

在《工程纪要》里，林彪集团已经明明白白地写道：“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虽然中央发文时加了个脚注：“这是林彪一伙对张春桥同志的造谣污蔑和陷害。”

但并没有明确说明根据，反而等于把张的“叛徒”问题昭示天下。

因此，当时中央就有人提出不要这样印发，但毛泽东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执意要这样做。

年4月9日，刚复出的邓小平、卓琳夫妇来到北京西郊颐和园西面的玉泉山，看望身患沉珂的周恩来。这是时隔七年之后两家人的第一次会面。

周恩来首先对邓小平说的话：“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

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根据已有资料，这是张春桥的历史问题第一次被正式提到中央领导人的面前。

年4月，毛泽东又提出张春桥接班，遭到毛远新和汪东兴坚决反对，只好作罢。

年12月，病入膏肓的康生自觉不久于人世，医院去看望同样久病不起的周恩来。救护车开进院子，躺在担架车上的康生吸看氧气。输着液，挣扎着与周恩来单独在房间密谈了一个小时。谈论的内容无人知道，只有偶尔进去的医护人员听到，他们在谈论江青、张春桥历史上的叛变行为。

康生要和周一起联合写报告给毛泽东，周恩来拒绝，认为康生作为中央副主席，完全可以单独给毛写报告。

江、张历史问题的地雷直到粉碎“四人帮”才爆炸。采取行动前夕，华国锋问汪东兴，解决以后如何整理专案材料。汪胸有成竹地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查档案就可以解决。

年10月7日，即隔离“四人帮”后的第二天，由汪东兴建议，华国锋给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写了一张条子：要他去中央组织部调走了属于绝密材料的“四人帮”全部历史档案。

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指出：“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主要依据是：“年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年到上海，在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疯狂反对鲁迅”、“伪造入党历史”。

这些材料并没有证实以前的“叛徒”说法——因为张从来没有被捕过。即使定性“国民党特务”，也不属实。

“刘盆子”或“儿童团”：王洪文后来居上

张春桥是王洪文政治生涯的贵人。

年7月，武汉发生七二O事件，毛泽东从武汉匆匆飞到上海，他在电视里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王洪文指挥三十多万工人砸掉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上海柴油机厂群众组织“联司”；又观看了王洪文主持全市批斗大会的转播实况，听到了王的讲话，张春桥还向毛介绍了王的情况。

年10月1日国庆节，王洪文带领上海工人宣传队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王洪文进行了单独谈话。毛问王洪文的籍贯和家里情况。

王回答说：自己是吉林省长春市人，年出生，贫农家庭，从小没有读完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十六岁参加解放军二十七军，转为志愿军，入了党。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

毛问：你现在是在工厂里还是在“工总司”工作？

王回答：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厂里每个礼拜都去劳动。

毛点头叮嘱：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王洪文集工、农，兵一体的经历，给毛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即被毛指定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10月31日的全会闭幕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大学脱离实际时说：无论你派多少工人宣传队，大学总没有做工，总没有种地呀。由此忽然想起了王洪文，说：哎，你站起来给人家看看，人家都不认识你呀！此人叫王洪文，只有三十几呀？三十四。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也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他就是这个“一月革命”之前11月搞了安亭事件。所以我们这一次会有这么年轻的同志参加，也是好事呀！可惜太少。有了毛的提示，回到上海，王成为上海市第三把手、中共九大上海筹备小组负责人。

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王率上海市代表团参加，并被指定为华东组组长。4月13日下午的组长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较长的讲话，几次与王洪文一问一答。

在讲党内历史时毛说：王洪文同志，你就没有经历过几个时期。

王回答：很多事我就不懂。在讲到仍然要说服群众选一批老帅为中央委员时，毛问：王洪文，你们说服得了不？

王回答：很难。

毛又说：许世友，王洪文，一老一青就不通，我还是站在你们一边的。

王表态：主席讲的传达了，可以。

4月14日，王洪文由毛泽东确定并亲自宣布，在人民大会堂全体大会上代表工人阶级讲话，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央委员会里的一颗“文革”新星。

年9月的庐山会议上，多数中央委员不明真相地要求设国家主席。王洪文自然坚决地站在张春桥一边，立下了功劳。

江青对他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这当然是指毛泽东的希望。不久，毛泽东又在党内批发了王的学习报告。（徐景贤：《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

年9月，毛泽东南巡中忽然离开杭州，经过上海时，他在列车上两次单独接见了王洪文，向他和许世友交了林彪问题的底牌。林彪事件发生，王立即奉命进京，接受任务，回到上海指挥抓捕林彪党羽王维国和陈励耘。关键时刻的表现。进一步奠定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信任。

年7月，毛泽东正式考虑接班人问题，他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到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因为毛泽东对王洪文已经有了深刻印象，因此与其说王洪文是符合这个标准，不如说这个标准就是为王洪文制定的。

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王洪文留北京参加中央工作。同时被调的还有吴德和华国锋。9月初，张春桥将这一通知告诉王洪文。开始时，没有让他担任中央的重要职务，而是委托周恩来培养他，考察他；同时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毛泽东要求，凡是周恩来参加的会议，王都要参加，而且要发言。

但是，中共历史上工人出身担任最高领导人的成功例子，并没有过。例如年代的总书记向忠发，作风和能力都很差，后来叛变。王洪文会不会成为向忠发第二呢？毛泽东还要继续考察，他通过读书向王发出了暗示。

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同时为召开党的十大作准备。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着要找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王洪文说，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他读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毛泽东对《后汉书》、《三国志》读过许多遍，称得上滚瓜烂熟。先后叮嘱他的秘书等人，要读《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等，独独没有提要读《刘盆子传》。这次，是毛泽东单独向王洪文做出的读书指示。

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景王刘章的后代，算是刘氏宗室。不过，西汉末年刘家已经破落，刘只是个放牛娃。赤眉农民起义军领袖樊崇进攻长安，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你的威望不够，可以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以便师出有名，号令天下。年纪最小的刘盆子在抽签中摸到了那块写有“上将军”字样的木片。于是，侥幸当上了皇帝，将领都向他膜拜称臣。这个放牛娃当时只有十五岁，当了皇帝以后，依旧故我，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最后身败名裂。

王洪文的经历，和刘盆子有相似之处，从小放过牛、养过猪，有工人阶级，贫农、解放军的“高众血统”。毛泽东特意从《后汉书》中挑出了放牛娃刘盆子的传记，让他阅读，无非是提醒他，按照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不行的，只是依仗着刘氏宗室这一条，“摸彩”摸得了一个皇帝的宝座；你王洪文资历很浅，只是依靠“文革”中造反起家。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少长进，结果也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不务正业，整天和一帮牧儿嬉戏，最后将以失败而告终。

王洪文政治噢觉很灵，听了朱永嘉逐宇逐句地讲解的《刘盆子传》，还自己捧着《后汉书》看了许久。听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声不吭。④

毛泽东还派王洪文到新疆、浙江等地去处理“文革”遗留下来的棘手问题。由于王在造反夺权初期广泛参加这类活动，较老干部有丰富经验，与地方造反势力关系密切，有一定威信，因此处理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出于自己的前途考虑，他也能够比较公正，甚至下令处理了几个民愤很大的坏头头。所以，这些地区的局势都有所好转。消息传来，毛泽东甚为欣慰。

他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了”

这意味看，毛泽东将要把王洪文放到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春桥之上，担任接班人。张春桥起初向毛泽东推荐王，是为了说明自己在上海是紧紧依靠工人阶级的。但是，王的青云直上，竟然超越了他，是张没有想到的。然而，他也明白自己的出身和历史问题，无法和王相比，在中央领导层中又积怨甚深，只好接受。王洪文在北京整天忙于开会、读书，与在上海同造反派兄弟一起呼风唤雨、颐指气使的日子相比，感到苦不堪言。王洪文给马天水打电话说自己很寂寞。但是，他只能忍受，努力表现出一副谦虚好学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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