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7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仅具模糊认知，反映在地图上就是当时还没有中国的独立形貌。随着16世纪末耶稣会士成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中国的各个方面才逐渐被欧洲所认识，中国的地理轮廓和地理知识亦属其中一部分，从此中国地图在欧洲制图学领域有了独立形态。多年以来，学者们公认近代早期欧洲的中国地图绘制史上有3个里程碑：一为年路德维科·乔里奥（LudovicoGeorgio）绘制、奥特利乌斯（AbrahamOrtelius）出版的中国地图；一为年卫匡国（MartinoMartini）绘制、约翰·布劳（JoanBlaeu）出版的中国地图；一为唐维勒（Jean－BaptisteBourguignonDAnville）根据康熙朝测量成果绘制的中国地图（年发表于《中华帝国全志》，年单独结集出版）。笔者通过对德国国家图书馆地图藏品的数量分析，印证了上述论断。本文①意欲在此项分析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略加论述，即3个范本所构成的3种中国地图绘制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异，以及这些继承性与变异性与近代早期欧洲人中国观的关系。

这3份作为范本的地图各有鲜明特征，足资判断其他地图是否以之为参考。路德维科·乔里奥中国地图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方向坐标为上西下东，左南右北（仅因图册版面需要而采此种坐标）。第二，中国南北纬度为20°至55°，没有经度坐标，但通过与南北距离比较可判断东西经度大约跨20度。第三，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以绵亘的山脉为国界，西部边界纬度约37°至44°处有一个紧贴界山外缘的长形湖泊。第四，北部边界和西部边界几乎以直角相交，东部海岸在北纬55°至35°间几乎是垂直，自35°以下的海岸线向西南方偏移，中国的形状看起来接近一个以西部和北部边界交点（纬度约47°）为圆心的扇面状。第五，在中国境内画出几个大湖泊，可以辨认靠南并且位于同一纬度线上的是洞庭湖与鄱阳湖，两湖中各有一大岛。两湖所傍主水道当为长江，但长江与其他河流相比不很突出。海岸线从南向转为西南向的转折处有一个巨大的海湾，当指长江入海口。此图明显含有古代欧洲人对东亚和中国的想象，体现于构成北部和西部边界的连绵山脉和紧邻西界的湖泊。但它应该也体现了一些更具实证性的资料。图中对中国内部水系的较详细表现绝非据游记文学所能想象出来，恐有切实地图为凭。而且该图所定中国南部边界约在北纬20°，亦与后来耶稣会士测定结果相近。学界通常认为该图绘制者为葡萄牙籍耶稣会士②，如是则他有条件参考葡萄牙人在东南亚获得的地图资料或者印度的耶稣会士所提供的材料。但鉴于首批来自中国的耶稣会士报告撰成时间晚于该地图问世时间，他不可能参考初期入华耶稣会士的资料。这张地图可以视为在耶稣会士发挥中西文化交流的主导作用之前，西方有关中国地理知识的总结之作。

卫匡国绘制中国地图时主要根据中国的现有地图和方志资料，再以其西方绘图技术和地理知识加以调整而成③。其基本特征是：第一，中国南北纬度和东西（以正西方为准）经度皆跨23度左右，东部海岸接近现代地图。第二，北部以长城为国界，长城以南的渤海湾地带包括辽东半岛划入中国范围，朝鲜在中国之外。第三，中国西北边界外缘有一片带状沙漠。第四，中国西部边界为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诸省西界，其中甘肃比陕西、四川部分偏西2度左右，略呈犄角状，云南西南界则比中国正西的边界偏西5度左右，形成更大犄角状。第五，陕西和四川的西界以东2°至4°处有一列山脉绵亘，山脉南端之东侧有一个作为黄河源头的湖泊（经度°／纬度30°至31°，在中国界外），并画出黄河的几字湾。第六，洞庭湖呈一只靴子状，接近今天情形，鄱阳湖介于圆形和方形之间。第七，台湾岛的范围是纬度21°至25°，经度°至°（以北京为零度子午线是4°至6°），接近一个倒置长葫芦状，且位于底部的葫芦嘴向东方偏斜。第八，今广西北部湾一带（或还有与今越南接壤处一带）在图中单独成界，名为“东京”，但仍为中国境内。

唐维勒的中国全图以至年间在华耶稣会士的中国全国大地测量结果（中文版成果为《皇舆全览图》）为基础，其资料的新鲜度和准确度不言而喻，而唐维勒负责编绘该地图的法文版时，又体现出他文献考证与地图资料相结合的一贯作风。这份地图是突出山脉水系的地形图，轮廓接近当今中国地图的内地部分，其基本特征如下：第一，中国的行政区包括辽东或关东、北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包括台湾）、山西、河南、湖广、江西、广东（包括海南）、陕西、四川、贵州、广西、云南。第二，全部地名以中文拼音书写。第三，中国南北约跨25度（自海南至铁岭以北），东西约跨30度（西界按西北肃州与西南角算）。第四，北京的纬度约是40°（经度以欧洲起点为°，北京起点为0°）。第五，贵州省内的南部和东南部标出两块属“生苗族”的相对独立地区。第六，今属广西的北部湾地区归属广东。第七，台湾岛接近于向西北方突起的羽毛状或弯月状，南北纬度约22.5°至25.5°，东西（最西至东北角）约跨2度。

二

笔者以上述3份地图的问世时间为界，将近代早期欧洲与中国的首次直接接触过程分为3个阶段：年至年，年至年，年至19世纪初。关于至年间出版的含“中国”的地图（包括中国地图、东印度地图、亚洲地图和世界地图，以下同）有33份样本，其中21份可判定是以路德维科·乔里奥的中国地图为原型，另有5份隐约可见其影响，还有3份路德维科·乔里奥原图的不同版本。

至年间出版的含“中国”的地图共66份样本。除1份是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有33份参考了卫匡国的中国全图，其中19份明显以卫匡国地图为范本，14份是在卫匡国地图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材料，有4份已经属于唐维勒模式，16份仍受路德维科·乔里奥模式影响，但其中至少5份亦见卫匡国地图的影响。总之，近60％的地图在绘制中国或中国部分地区的轮廓时以卫匡国作品为参考标准。

至于年至19世纪初问世的含“中国”的地图，份样本中有88份可认为与唐维勒地图有关。这88份地图除5张为唐维勒所绘，能断定完全依照唐维勒地图的有31份，其余52份多少与唐维勒地图相关。其中大部分在表现出唐维勒中国地图某些显著特征的同时参考了其他资料，而这些另类资料仅有少部分是即时补充的新航海观测，更多的是早于此图的资料，如卫匡国地图或更早的耶稣会士资料，甚至中世纪旅行报告。

由此可见，3大里程碑确非浪得虚名，而它们能够各领风骚近百年的原因也不难推知。路德维科·乔里奥中国地图的流行显然与奥特利乌斯出版的世界地图集《地球大观》的风行不衰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因为17世纪上半叶流传到欧洲的其他中国地图资料影响力十分微弱。17世纪前半叶已经出现一些比路德维科·乔里奥地图更新更准确的中国地图材料，但它们有些是在年卫匡国图集问世之后才公之于众，因此根本没有机会取代路德维科·乔里奥地图，另外一些尽管在年之前出版，流通范围却十分有限，鲜有人知。后者为何流通不广？对于其中与耶稣会士有关的作品，其原因可略窥一二，概与耶稣会士的策略有关。17世纪中叶之前亦即礼仪之争升温之前，在华耶稣会士的注意力主要在于向中国人宣传欧洲，以求巩固天主教在华地位。此期于欧洲出版的耶稣会士作品主要以教会圈子为目标读者，并因此而确立叙述重心。珀切斯（SamuelPurchase）等平信徒出版的中国游记作品虽不乏问津者，却不足以推动整个欧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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