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学者从事方志撰著和方志学研究很普遍，通常被分为两派，一派是考据派，也称纂辑派；一派是史志派，也称著述派。

戴震

考据派的特点，是强调资料的搜罗考订，“信载籍不信传闻”，多因袭前代旧例，其代表人物有戴震、孙星衍、洪亮吉、李兆洛等人。戴震称：“志之首沿革也，有今必有古，……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始无惑。”(《乾隆汾州府志》例言)“古今沿革，作者首以为重。”他将地理沿革是否详核作为衡量志书优劣的标准，所以也有人称其为清代地理派方志纂修的代表。洪亮吉认为：“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苟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如明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是也，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材于异地，侈景物于一方，以致以讹传讹，误中复误，如明以后迄今所修府州县志是也。”他赞赏唐宋以来舆地图经“登采严而叙致核”，提出：“盖撰方志之法，贵因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一是。”(《嘉庆泾县志》序)洪亮吉的看法，反映了当时人对明以来志书好标新立异的鄙视，称其尚简者失之略，尚繁者失之芜，皆不师前代良法。洪氏认为，不仅方志叙事渊源有自，其体例规制亦有成例可依，他在《淳化县志叙录》中述该志体例，无一不有来历。如“土地”仿齐刘澄《永初山川古今记》等，“道里”仿隋《西域道里记》，“户口”仿刘宋《元康六年户口簿记》，“宫殿”仿晋《洛阳宫殿簿》等，“学校”仿宋《崇宁学校新法志》等，“职官”仿唐杜佑《通典·职官》等，“士女”仿晋常璩《华阳国志》，“金石”仿宋郑樵《通志·金石略》等。洪亮吉赞赏史志体，其《嘉庆宁国府志》分为四表：沿革、疆域、职官、选举，八志：舆地、营建、食货、学校、武备、艺文、人物、杂记。与时人谢启昆主修的《嘉庆广西通志》体例如出一辙。洪氏重视征实考信，他与孙星衍合纂的《乾隆澄县志》0卷，“城郭、镇堡、寺庙、廨舍，又均采十七史地志及诸地理，书皆缺者始以旧志参州志、通志补之，而传之未信、方册之难凭者，咸无取焉。以信今传后，非徒为异云尔。”(《乾隆澄城县志》序)孙星衍与洪亮吉同样以考据见长，他在《嘉庆邠州志》序言中说：“方志以考据存文献，关中甚称《朝邑志》、《武功志》，皆非著述之体，徒以文笔简要为长，予不敢袭其弊也。”他撰述的六、七种方志，都搜罗广泛，考证精核，尤注视史迹和地理的考订。李兆洛对历史地理素有研究，曾撰有《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大清一统舆地全图》等。他于嘉庆间，先后主修了江苏凤台、东流、怀远、江阴等县志。李兆洛主张：“志尚征实，所以传信，一事一语，必据其所自来。”(《嘉庆东流县志》序)，其《嘉庆凤台县志》每篇于正文外有双行注解及出处，另作按语。凡举出处，资料来源在一种以上者，先举其第一手资料，再列其他。朱士嘉概括考据派修志理论的特点有四：一、修志者当无语不出于人，详注出处，以资取信；二、“贵因不贵创”；三、“信载籍不信传闻”；四、重视地理沿革的考订。(《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载《文史知识》年第3、4期)

章学诚

与考据派相对的是史志派，其特点是将撰述与记注分开，强调对各类资料的分析概括，而不是比类纂辑文献，在体例规制上，主张全依《史》、《汉》纪传体。其代表人物是章学诚。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一生未曾做官，主要靠替人修书做幕僚生活。他自幼即好读史，曾在毕沅的荐举下，协纂《续资治通鉴》和《史籍考》，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所述史义，自成一家之言。是清中叶杰出的史学家。章学诚自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先后主编了《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和《湖北通志》，预修有《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志》等。通过长期修志实践和对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的悉心研讨，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对近代方志学研究影响颇大。章学诚关于方志学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将方志纳入史书范围，认为史书与志书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州县请立志科议》)从志属史体的观念出发，他认为方志源于《周官》外史、小史之职掌，强调志书与国史同具资鉴教化作用。这些观点，一方面出自章氏“六经皆史”的主张，也与宋元以来方志家视方志为史书之流别的种种提法有因承关系。第二，方志既为史书，当用史体，他为方志设计了一个三书四体结构，三书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文体而作文征”；(《方志立三书议》)四体即“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修志十议》)章学诚认为，“自唐宋以后，正史之外，皆有典故会要以为之辅，故典籍至后世而益详也。”(《报黄大俞先生书》)正史与会要别为撰述、记注二体，相得益彰，既合史氏文裁，又不与官司案牍混而为一，因而，方志也应分立志与掌故。文征与此相似，远在宋代，朱长文纂《吴郡图经续记》，即将本地诗文辑为《吴门总集》，附于志后，但元明以降，志家多将诗文收入志中，或为各类附注，或为艺文、题咏单列，由于占篇幅较多，故四库馆臣有末大于本之讥。章学诚认为撰述之体不合间杂文辞，因之“略仿《国风》遗意，取其有关民风流俗，参伍质证，可资考校，分列诗、文、记、序诸体，勒为一邑之书，与志相辅。”(《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三书四体的提出，是章学诚对中国方志理论的重要贡献，在此以前，宋元明志家虽多论及志兼诸体，但尚未有人明确指出著述与著述资料的区别，并以著述体作为撰志的主体。第三，章学诚作《方志辨体》，指出通志、府志、州县志皆为各行政单位的史书，不可相互分合，相互有无。他论述通志说：“如修统部通志，必集所部府州而成。然统部自有统部志例，非但集诸府州志可称通志，亦非分析统部通志之文，即可散为府州志也。”“所贵乎通志者，为能合府州县所不能合，则全书义例，自当详人之所不能详。既已详人之所不能详，势必略人之所不能略。”第四，志书既为史书流别，其撰修机构应当常设，编纂人员应通史学。章学诚指出：“今之志乘所载，百不及一，此无他，搜罗采辑，一时之耳目难周，掌故备藏，平日之专司无主也。”因此，“欲使志无遗漏，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剑掾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实，六曹案牍，一切皆令关会目录真迹，汇册存库，异日开局纂修，取裁甚富。”(皆见《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他还撰写一篇《州县请立志科议》，强调将志科的设立“立为成法”，这样，“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章学诚对方志多成于儒生文士之手甚为不满，他说：“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滥之书，固不可论，而雅意拂试，取足成家，则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为得其宗。”(《报广济黄大严论修志书》)章学诚反复强调“史笔与文士异趋，”(《跋湖北通志检存稿》)“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答问》)“盖论史而至于文辞，末也。然就文论文，则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既然“志乃史裁”，因而“文人不可与修志也。”(《书武功志后》)第五，从“志属信史”的观念出发，章学诚提出志书的编纂应严格遵循史家法度。他说：“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章氏所推崇的规矩法度，一方面是在体例上追循《史》《汉》纪传之例，叙事中不负《春秋》微言要旨，另一方面则是指措词命意上的基本要求。他在早年所作的《修志十议》中全面申述了方志编纂的基本方法和要求，包括职掌、考证、征信、征文、传例、书法、援引、裁制、标题、外编十个方面，其中心是为方志树立了“要简、要严、要核、要雅”的衡量标准。章学诚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所述“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加以改造，引入纂志实践中，提出修志人员也应具备“识”、“明”、“公”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章氏认为，“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有八忌：忌条理混乱，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他指出，只有乘二便，名三长，去五难，除八忌，立四体(纪、谱、考、传)，方能归之于简、严、核、雅四项要义，编纂出合乎史法的方志。第六，章学诚对戴震“志以考地理”的观点提出驳议，明确指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他进一步指出：“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简，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总之，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史志派，重视方志的义例和叙笔，将历代史家“惟义之求”的修史精神推演到纂志之中，以体裁区别志体，而不仅仅是以事类相从；以撰述体现志属史体，反对兼杂志、掌故于一书。这都表现了他反复强调的“史义”之说，即“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章学诚能以数十年时间投身方志撰著工作，这在以往和当时的史家中是不多见的；章学诚对方志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对以往的方志特征、利弊进行认真的总结评论，比之其他一些乾嘉学者眼界更为开阔，立论更为精博；尤其是章氏以自己独到的史识，提出“方志辨体”、“方志请立志科”、“方志分立三书”等过去的方志学界所忽视的问题，在方志理论研究中多有发明，自成一家，因而近代学者梁启超等人称章氏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

在以往的方志学研究中，比较多的强调了考据派与史志派的论争，而忽视了两派相同的一面，实际上，讲求考据的学者并非都“首重沿革”，钱大昕就多次提到人物列传在志书中的重要地位，近人王葆心称“其所主诸义例，则全为新派开宗之言也”。(转引自朱士嘉《中国旧志名家论选》)考据派也十分重视方志体裁，讲求运用史书体例，如李文藻主张用图、纪、考、表、录、传六体，采用纪传体的方志在清代已渐为主流。而章学诚也并不排斥考证工作，他的《修志十议》第二项就是“议考证”，云：“邑志虽小，体例无所不备，考核不厌精详，折衷务祈尽善。所有应用之书，自省府邻境诸志而外，如廿二史、《三楚文献录》、《一统志》、圣祖仁皇帝御纂《方舆路程图》、《大清会典》、《赋役全书》之属，俱须加意采访。他若邑绅所撰野乘、私记、文编、稗史、家乘、图牒之类，凡可资搜讨者，亦须出示征收，博观约取，其六曹案牍，律令文移，有关政教典故、风土利弊者，概令录出副本，一体送馆，以凭详慎铨次，庶能巨细无遗，永垂信史。”

此外，清代志家在一些志书序跋凡例中，每每论及史志异同、撰志要义及编纂注意事项，其所阐发，与章氏主张的“史家法度”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清代志家普遍指出，史书与志书名称、体裁虽异，但作用是相同的，两者间存在着表里关系。王毓恂《顺治长子县志》序云：“志与史异名而同功，史所载者朝廷纪纲法度，理乱兴替、忠贞佥壬之迹，而于一郡一邑之事，千百无一焉。无一，则郡邑之山川、风物、钱谷、徭役、循良、荐绅、孝子、烈妇之实，文献不足，杞守无征，千百世之下，乌从而知千百世以上之所为乎？此留心方舆者志之所由作也。”赵《顺治临县志》序云：“国有史，邑有志，两义乎邪？史者也，乃笔古今是非邪正者也，又能令人鉴古今是非邪正者也，……余以为邑之有志亦然。”莫有仁《康熙临县志》序称：“邑志与国史相为表里，均所以信今传后，为劝惩之大法，故载信不载疑，以实不以名，使当时听之者无异议，后世阅之者有考据也。”他还提出，史志详略不同，“盖史书寄耳目于采访，而志书则实亲见其所以也。”章学诚曾指出纂志与修史不同，既有其便利条件，也有某些难处。这个问题也为另一些志家所注意。冯达道概括有“三易”、“四难”，“三易”是：“天子不称制以断，宰执不秉笔以裁，挠掣无人，注涂在我，一易也：地迩则边幅，有所必循，职专而搜讨，不容旁猎，条例显设，编摩夙成，二易也；营私无斗米之乞，畏咎无百口之忧，参考传闻，使垂实录，三易也。”“四难”是“敬慎之难”，“详核之难”，“审定之难”，“裁制之难”。(《顺治重修河东运司志》序)施闰章、白鐄则分别概括出“三易”、“五难”：“夫书约则易殚，地狭则易稽，人近则易辨”，是为“三易”。(《康熙安福县志》序)“兹欲详于古矣，而后之所疑，或前之所缺，则征信难；欲考其实矣，而此之所非，或彼之所是，则折衷难；欲节其烦芜矣，而载籍所存，篇连牍累，则持择难；欲补其疏漏矣，而耳目所接，寡见鲜闻，则博稽难；欲去傅会，拒请托矣，而一手之所障，不敌众口之喧沓，以范成大为《吴郡志》，犹不免为流俗之掩厄，则绝情尤艰。”(《康熙江西通志》序)由上可以看出，章学诚《修志十议》中提出的“二便”、“五难”与清初志家的观点是极其相似的。不仅如此，清代一些学者还根据纂志与修史的不同特点和要求，提出“作史莫难于志”的观点。如孙世昌《康熙广信府志》序称：“然论纂修，则史易而志难，何也？史臣秘在禁廷，董以三公，佐以庶士，分理其职，无敢怠委，而起居有注，章奏有编，源流本末，斑可考境；专任志事者何人乎？曲讨旁搜，博综遐掇，求其精核洞达，文词雅驯，其功非易，其难一。史以记事，或书其人而遗其地，或详其始而略其终，或举其巨而略其小；若志则建置分野、形胜风俗、物产财赋、学校选举、前贤往迹，靡微弗录，网罗维艰，其难二。史所以别嫌明微，寓褒讥于一字之中，即爵名称号，毫不假借，且美慝并书，善恶予夺，得以互见；志则不然，一节可传，敷扬累牍，瑜则著而瑕则掩，不得意为志取，其难三。”吴寅邦《道光安顺府志》跋综述史志异同，称：“史主文，志主实；史尚略，志尚详；史陈论断，志尚沿袭；作史者考诸志以为去取，作志者传其美以备参观。盖成而千古不易，亦志创而数十年可以续修。”

其次，清代志家对方志的编纂原则和方法多有论述，提出不少值得后人借鉴的意见。詹惟圣认为，一部好的志书应是“搜采必详，考订必核，好恶必慎而不私，去取必严而不滥。”(《康熙临县志》序)黄彭年提出：“予惟修志之法：例必严，文必简，古事必真，近事必备。”(《重修唐县志》序)伊辟概括修志宗旨为：“若雅、若当、若真、若备者，编订之间，盖亦三致意焉”，“前所谓华其文、奇其体、诞其事、疏其目者，概使勿进。”(《顺治朔州志》序)林则徐对当时颇得佳誉的《武功》、《朝邑》二志提出批评，认为两书“文省而事不增，其弊也陋。”他提倡志书宜详，“然所谓详者，岂惟是捃摭比附，侈卷帙之富云尔哉？采访宜广而周，抉择宜精而确。惟广且周，乃备以利省览；惟确且精，乃足以资信守。”(《道光大定府志》序)对于具体编纂方式，《乾隆临川县志》凡例提出要分纂：“纂修之事宜分纂，人多，时且从容，庶能遍阅书籍。”这个主张与宋人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修志本末》所述“分事任”如出一辙。王棻《与戴鳌峰论修志书》认为修志不可速成，如欲速成，则需有充分的条件，除“书籍宜足”、“采访宜详”之外，还要有纂志之人，即“分修得人”，“缮写得人”，“雠校得人”。李德淦也说：“当知修志之难，必以得人为本。”(《嘉庆泾县志》序)对于方志的内容取舍，清代志家大都着眼于有关国计民生方面的记载。由林则徐主修的《道光大定府志》凡例明确表示“志书所纪，须有关于吏治民生”。对于以往方志艺文志所录大量诗文序赋，一些志家认为应有选择的登载，而不是广搜博采，以充篇幅。《康熙萍乡县志》凡例称：“县志非一家之谱，非一人之集。诗文连篇和韵，无关风土、政治、文行者概弗录之。志有义例，知罪听之。”《乾隆娄县志》发凡也主张“有关兴废利弊者存之，余则并从删汰”。《乾隆德化县志》采取的办法是：“艺文不立专志……仿《前汉书》以下史例，载著作书名、人名，间或列序，以见大凡，不复详其所作；至于诗赋文词，与某志某条相关，即散见于某志条之下。”该志凡例提出：“昔人文集，各自名家，纂于志则汗牛充栋矣。”清末方志学家王棻撰《光绪青田县志凡例》，分为“编次之例”、“改并之例”、“增删之例”、“名实之例”、“阙疑之例”几部分，对于方志编纂法也提出系统的意见。

第三，从志属史体的观念出发，一些清代学者对历代及当时修志工作中的弊端进行总结归纳，以为注意事项。白潢《康熙江西通志》序称：“大抵居今者，病在略古；失实者，病在采名；辞夸者，病在烦芜；腹俭者，病在疏漏；援证者，病在傅会；请托者，病在徇情；一人也，或两地并收，于是有重复之病；一事也，或两家互异，于是有舛讹之病。”共指出八种弊病。张鍈《道光兴义府志》序进一步概括有“十六病”、“窃惟思古今撰志者，约有十六病：或考今遗古，枵腹成书，逞臆而言，无征不信，病一；或繁征博引，与地无关，穿凿支离，茫无端绪，病二；或直写采访之册，大类胥抄，冗誊引证之书，不知裁剪，病三；或时搀俚语，言之无文，或转借艰深，以文浅陋，病四；或数卷之中，自相矛盾，各卷之内，论断不加，病五；或但借旧文，弗参互考，但知其一，不知其他，病六；或传方外则高谈仙佛，志丘墓则侈语鬼神，志祠祀则文庙与寺观并列，崇尚异端，盩戾书旨，儒者讥之，病七；或广载艺文，几同文选，颂己德政，亦入志书，于义何居，大乖志例，病八；甚有胪列己文，似己文集，桂林相国，曾议其非，病九；虽曰志乘体裁，似宜有褒无贬，然使过于夸饰，何以传后信今？病十；至于考核不精，予夺不当，体例不善，叙述不详，去取不严，关系不载，此六者，尤撰志之大病也。”清代学者对古今方志流弊的总结是多方面的，但大体本着“文直事核”、“文约事备”的修史传统去品评分析，所指出的弊端概括起来，主要是采集不同、去取不严、立论不公诸项，李兆洛总结为“陋”、“疏”、“暗”三蔽，他说：“邑之故事，杂见于经史百家之编者，有一字遗于采录，其蔽也陋；当代之务，典章法度之损益，一时之贤俊孝弟贞廉之行，有一事之遗于胪列，其蔽也疏；能详于古今，而其识不足以衡是非，言不足以轻事变，浮而寡当，冗而无序，其蔽也暗。”(《嘉庆怀远县志》序)傅玉书归纳有“陋”、“遗”、“私”三患，“拘于方隅，虽有沈博之才，无所于施，故患其陋也”：“穷乡陋屋，有善必纪，又溯之数百年湮没之余，文字既无可资，见闻复多不及，故又患其遗也”；“一州邑之人，皆有姻缘久故之好焉，虽主之以守土之官，假手于异地之士，而十年以前之事与人，彼无从知采访，称道者仍出此都之口，故又患乎其私也。”自元明以来，官修志书成为定例，而方志即出于官局，往往“颂长吏则谀，传先达则夸”，不能持论公道，对此，钱大昕以宋《嘉泰会稽志》为例，指出“陆氏家世贵显，放翁父子预修此志，而传人物只及左丞佃一人，古人志乘皆寓史法，不私其亲如此”，而当时官吏“一入志局，次欲使其祖父族党，一一厕名卷中，于是儒林文苑，车载斗量，徒为后人覆瓿之用矣。”(《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会稽志》跋)顾广圻也说：“降及明叶，末流滋弊，事既归官，成于借手。”(《广陵通典》序)为了杜绝党私裙带之风，不少志家将此列为修志之忌，书于卷端，如上述诸序即是；康熙间，张楷主修《安庆府志》，还特立“誓词”一篇，大书“勿以内举而引嫌，勿以亲知而滥及”，以示对党私之弊的痛恶之心。同时人卫周祚在《康熙曲沃县志》序中以“正”、“虚”、“公”作为修志三长。乾隆时，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也将“公足以绝请托”引为其“修志三长”之一。

综述清代方志理论研究，基本上继续了宋元明志家对方志性质、渊源、功用的讨论辨析，但更加重视编纂方法的系统探究。由于讲求训诂考证的学风渐盛，志家对方志纂修中的资料采集、史实考辨予以更多的注意；又因诸家学者普遍将修史方法用于纂志，以纪传体编次方志，以撰述方式叙事，成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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