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应当再度“西迁”，恢复重建湄潭校区，继承发扬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的办学精神，再续“东方剑桥”的历史佳话。

撰文

蔡永飞

最近笔者到贵州省湄潭县调研，参观了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看着一幅幅珍贵图片和许多文献资料，几度落泪，深为感动。相信了解浙江大学这一段历史的人，都会从心灵深处感到震撼。

参观时笔者脑海中冒出的一个想法是：浙江大学应当再度“西迁”，恢复重建湄潭校区，继承发扬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的办学精神，再续“东方剑桥”的历史佳话。

浙大在遵义、湄潭七年的宝贵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为战争形势所迫，浙江大学从起开始西迁，年底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直到抗战胜利年回迁杭州。因为西迁路线与红军长征路线颇为相似，这次西迁之举被老一辈领导人彭真称为“文军西征”。西迁的浙大（下文把西迁时特别是在遵义湄潭的浙大简称为“西浙大”，以区别于今天的“东浙大”）创造了宝贵的精神价值和办学经验，不仅堪称历史丰碑，也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遵义是今贵州省地级市，下辖湄潭县，民国时另有遵义县。——编注）

浙江大学湄潭旧址

第一，西浙大体现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尚文重教、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西浙大的精神首先是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精神融合在一起的。抗日战争中，为了保护民族文化不被强敌消灭，以校长竺可桢为代表的浙江大学师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历经千难万险，保存了一大批民族精英，并且顽强不屈地开展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创造活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和卓越创造力。

竺可桢和他的许多同事一样，是文弱书生、谦谦君子，但他们是英勇无畏的民族英雄。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和他的同事们把西浙大办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对振奋和凝聚民族精神、提升民族自信力、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西浙大的贡献并不亚于在抗日前线打胜仗的将士。尤其是，西浙大许多人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诸多领域的领军人物，这是西浙大对中国现代化的重大贡献。

竺可桢

应当说，西浙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财富。今天执政党号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基于这样的视角，可以认为迄今为止对西浙大精神价值的发掘还是非常不够的。

据了解，描写西浙大历史的电影只有一部，即年上影厂拍摄的电影《流亡大学》，并且这部电影有许多局限性，缺乏应有的艺术感染力。就学术研究而言，对西浙大历史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在网络上可以查到的论文只有几十篇，专著也只有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一部《西迁浙大》。

年，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拍摄了十集纪录片《文军西征》，年，吉林卫视拍摄的系列专题片《回家》中含有五集《湄潭旧事》，以音像形式研究和宣传了西浙大历史，但仅此两部，影响力也十分有限。许多西浙大文物也没有得到保护，直到年，才将原西浙大图书馆湄潭文庙建成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但展品和资料也不多。可以说，无论研究还是宣传，都有愧于创造了辉煌历史的西浙大前辈，有愧于对西浙大时期牺牲奉献的遵义湄潭人民。

尤其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尽管也比较重视校史的学习研究和精神传承，但显然不够，《湄潭旧事》在浙大校园采访，多有学生不知道西迁历史。如果恢复重建浙江大学湄潭校区，那么毕竟是在西浙大所在地，师生们对西浙大的精神价值会有更直观的感受，也一定会极大地促进西浙大历史的研究和优良传统的学习传承，浙江大学其他校区的师生来“朝觐”西浙大的精神家园也将更有实效。

第二，西浙大的办学经验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西浙大最可贵的办学思路，是积极为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刚到遵义的时候，竺可桢就提出要“竭尽知能当有裨于黔省”。其实，从数十种西浙大学者撰写的标题就含有“遵义”、“湄潭”的论文，就可以看出当时校地良性互动关系，如谈家桢：《中国西南果蝇之调查与研究》；刘淦芝：《湄潭茶树害虫初步调查》；钱英男、赵明强：《遵义之农家经济》；张德粹、张海帆：《湄潭信用合作社之概况》；叶笃正：《湄潭大气电位》；尹世勋：《湄潭之气候》；张其昀：《遵义新志》，等等。不妨设想，假如西浙大回迁杭州时留下一部分师生创办浙大分校区，那么从年到年整整70年，会多么深刻地造福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更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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