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要采取以大城市为主体、以中小城市为辅的战略模式？从人类城市进化论、中国特色发展、社会变迁和生活方式的多重视角加以研究，认为大城市是人类进步与进化方式的集中表现形式，全球城市化和城市全球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潮流；城市病是一种世界性普遍疾病，大城市的问题不仅仅是自身问题，而且是社会整体问题深刻化的集中反映，尤其在中国，大城市成为现实城乡和城乡间社会问题的集中地和表现地；大城市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归宿型模式，社会分工、耕地缩减与人口增长的矛盾、市民社会与国家现代化的需求等因素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必须走大城市化之路。

关键词：中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城市病；发展模式

中国的城市化正走的是以大城市为主体、以中小城市为辅的战略模式。雅格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大城市如何走？中国为什么要走大城市为主的发展道路？对这一问题虽然长期聚讼纷纭，但是至今仍然莫衷一是，我们不仅对中国大城市发展模式没有统一的认知模式，而且对大城市发展战略还有很多偏见。事实上，如果能够从人类城市进化论的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角、社会变迁的视角和生活方式的多重视角加以研究，这一问题是比较容易形成统一认识的。

现实是，很多人对大城市本身的发展规律和存在本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甚至因为缺乏比较性的深入研究就对大城市的发展模式轻易地发表意见，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中国大城市的存在是中国现实问题多发的原因”这样伪命题的提出。虽然人们对大城市存在形形色色的非议和不理解，但是，在事实上，即使是从本质上否定和批判大城市的人，也是在向往和依赖大城市的生活，如在中国普遍存在着的人们对上海、香港和北京等大城市的向往和追求从来没有因为大城市问题的存在而消失。更重要的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国家整体经济的增长和产值却从来都是依赖大城市并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同时，世界发达国家的国力和国家能级的表述也是以大城市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从本质上认识大城市的发展规律并能够科学驾驭大城市的发展，是中国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和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前提。

1大城市存在法则命题的理论破解——对汤因比和斯宾格勒文明周期论的反思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事物都存在着发生、发展、繁荣、进化与死亡的现象和规律，这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必然过程。但是，在人们发现事物存在着兴衰规律过程的时代，却难以说明为什么人类社会在伴随很多不同文明形态死亡的过程中却一直在进化着。那种兴衰规律如何从个体的演化到群体演化以及从整体上解释人类的全过程周期与个体周期的区别？这既是一个哲学认知的命题和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实发展的命题和问题。在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中，其中的某一种文明的兴衰是否能够演义、推演出人类整体文明的兴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2]提出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问题，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做了研究并提出了一定的看法，如自然界四季规律——春夏秋冬在人类社会有同样的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的文明形态也会有类似“春夏秋冬”一样的发展规律与逻辑，也必然出现“发生、发展、成熟和衰亡”的周期性过程，这一认识也是在总结人类以往的某些文明形态发展规律的时候提出的，如麦锡尼文明、玛雅文明、罗马的衰亡、古埃及文明的兴衰及在汤因比眼中的中国“殷商文明”等，都曾辉煌一时，今天也只是遗迹犹存而已！其中所说的文明也有承载着文明的城市，而今却只能在断壁残垣中寻觅其踪迹。

这里，我们要提出的批判和反思是，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否会完全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发展？人类社会发展中某种文明形态的死亡，是否是人类整体文明的缩影？

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具有典型的区别于自然属性的社会属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进展，在有某种自然属性的同时，更多的是社会属性。其发展的规律和本身不能完全按照自然的一般逻辑来推演。某些或者是局部的文明形态变迁和兴衰，不能代替整个人类文明的兴衰规律与逻辑。人类自身的智慧能够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同时，可以在某种意义上驾驭自然和在一定程度改造自然，进而创造与自然更加和谐的社会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在与自然的博弈当中，创造人类新的智慧和智慧结晶。人类自主积累、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能够创新文化知识，在空间上创造“第二自然”的有社会属性意义的城市空间，当代发达国家的城市与社会发展已经证明了这样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不仅仅是单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表现模式，还表现在对自然的征服和创造型的文化模式，这恰恰是人类文明与自然共存在的意义所在，如人类登上月球、人类潜入深海、人类改造沙漠、人类填海造田……人类在创造一系列现代化的生产、生活工具等。换言之，人类创造的城市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化性的结晶，大城市是人类发展并与自然博弈的典型代表，是人类创造的以群体方式与自然竞争的物质存在，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既区别于自然动物群的、也区别于传统乡村的生活方式。

在人类总体文明存在着的同时，其中的局部的文明形态因其种原因如宗教的、政治的、习俗的等必然会出现周期性变化，特别是有些落后的传统文化会表现出扼杀文明的功能，出现“生”与“死”的文明变迁样态。从总体上说，人类整体的文明与自然的整体性存在本质是一样的，具有永生性和永恒性，并在不断的变迁中创造具有社会意义的永恒性，而且局部的、某种类型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兴与衰，甚至死亡恰恰是人类文明总体永生的前提。

从这一角度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认知局限，他们虽然能够提出人类文明的衰亡规律，却没有分离出不同类型的文明与人类整体文明的差异。虽然可以总结出所谓的文明死亡的一般规律，但是却不能在总体上解释为什么在一些文明死亡的时代，人类总体的文明仍然在进化，而且没有出现衰退的特征？人类社会在不断的自我创新中，特别是在不断的进化和繁荣中找到自己的新生！在文化与知识的积累中进化自我，不断提高对自然的科学认识和改造能力，进而使人类与自然能够更和谐相处；并能够在敬畏自然的前提下，提升人类文明的水平。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来看，仅仅通过一种文明形态的死亡来推论人类整体文明的死亡是缺乏科学意义的。

亚里士多德在公前年说过：“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就缺乏社会性的个体，要么是低级动物，要么就是超人。社会实际上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不能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体，或者是因为自我满足而无需参与社会生活用品个体，不是野兽就是上帝。”[3]他的话不完全科学，甚至有些错误，如他说的“社会实际上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这句话就是错的，个体的存在是先于社会的，个体转化或者发展成为群体，才有社会的存在。但是，亚里士多德强调的人是“社会性动物”的概念具有某种实际价值性。或者说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克服动物的本能中进化的。在人类创造文明形态的过程中，有的社会文明形态就被人类“社会性动物”的本能一面所控制，形成某种极端文化和文明的发展状态，最后导致了社会自我否定的因素的强化，而使自己的文明死亡了。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些死亡的文明曾有繁荣时期，恰恰是社会问题最多时候，这里能够给我们的启发是，如何在人类的整体文明的进化中，找到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文明形态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问题！显然，不同的社会文明存在意义是不同的，当然历史的价值性和文明的发展水平也是有高低区别的！有西方学者认为“先天的或遗传的倾向，是一切思想和行为（无论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的基本源泉或动力……”，而且把人类行为的动机分为12种本能，诸如求食、拒绝、求新、逃避、斗争、性及生殖、母爱、合群、支配、服从、创造、建设等。[4]那些仅仅表现为某些动物本能的文明形态如果过于被强化了，或者社会在整体法律与规范上缺乏对动物本能的控制性选择，这个文明形态便必然缺乏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动力！更缺乏长久的人类优秀文明的生命力！通过历史与文明形态的进程和人类本性的分析可以看出，历史上的有些文明形态是应该死亡的！因为，如果人类的动物本能没有被限制，任其无限发展，其所形成的文明形态一定存在自我否定的因素，而形成一种导致文明自我毁灭的因素，正是这种自我毁灭的因素，为人类新的文明进化和发展创造了经验和土壤。

当代的人类社会虽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仍然是以进步和进化为主体形式的。而且这个进步与进化是在淘汰某些特定文明形态的前提下发展的。这个结论很清楚：与人类个体的死亡规律不能代表人类整体死亡与兴衰规律一样，人类整体性文明能够集中人类的智慧而创造社会新的发展，能够创造个体生命所不能够完成的历史使命。同理可证，某种文明形态死亡规律不能替代人类整体文明的死亡规律，人类整体文明能够通过人类整体智慧而延续整体文明的生命，甚至创造新的周期模式。很多研究成果经常会把局部的问题推演到事物的整体，因而导致伪科学和伪命题的发生！虽然这些命题看起来似乎是那样的耸人听闻，但是，经过科学的逻辑分析特别是比较研究分析，其结果就不一样了！对大城市的死与生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用某个大城市的问题来替代说明全球所有大城市发展的整体问题是缺乏科学性的，甚至是伪科学的。加拿大城市研究学者雅各布斯在她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本世纪诸多革命性的变化中，也许深层次的是那些我们可以用来探索世界的思维方法上的变化。我不是指新出现的机器脑，而是指已经进入人脑中的分析和发现的方法：新思维方法。”[5]她对美国大城市死与生的研究发人深省，虽然其中的有些结论难以苟同，但是对于大城市“死”与“生”这个命题的提出本身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大城市的死与生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今天研究这一问题的深层意义及特殊价值在于，21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典型的“大城市病”的集中发生期，这一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大城市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一问题的提出需要我们重新从更高的层次上即在理论和科学性上认识大城市的存在意义与价值。

大城市是人类居住方式的一种形态，或者是人类进步与进化方式的集中表现形式。大城市不仅仅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结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文明形态存在的表述方式，与其他事物一样，在单体的意义上也存在着“生老病死”的发展规律，从人类的局部地区、局部文化、局部文明形态的存在来说，单体大城市就是人类某种文明的一种类型，就单一的文明形态来说，某些大城市也必然会出现“发生、发展、成熟和衰亡”的历程。作为中国的单体大城市如何面对这样的历程，如何让大城市能够在涅槃中再生？如何让中国所有的大城市能够在繁荣之后，形成新的发展样态和模式？让更多的大城市重新走一条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和谐的永续发展之路？这是一个不能够回避的问题。事实上，西方城市的历史已经证明：通过再城市化、通过城市的再现代化，通过让城市重归自然、通过进行“有机秩序”的建构[6]、通过创造循环社会型城市模式、通过对“城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7]……，能够让城市重生，并以新的形式再生发展。而已有事实证明，未来大城市的空间结构变迁将趋向于“无底、无形、无边”，与山水共生，与自然共存，天人合一，这是大城市的再生之路！从总体上来说，大城市代表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即人类不断追求现代化的表达，是通过大城市的建构来完成的。

我们之所以重复说明这个问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人理解大城市的价值，包括人才集聚、经济效益、节约土地、完整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理想类型的实现等。因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人类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城市和城市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全球城市化和城市全球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现实。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人们在祈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希望城市的明天会更好，这正与人类生活所存在的希望是一样的；而其真实的命题不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人类的努力创造让城市生活更美好！当年斯宾格勒写《西方的没落》一书虽然写的是西方没落，但是其核心思想并不是希望西方没落，而是希望西方的社会与文化能够重生，这也是我们今天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和希望。

中国的大城市发展亦到了关键时期，是重复走西方城市化的发展老路，还是创造中国城市化的本土化道路，这是一个值得全民思考和认识的问题。正如近来见诸报端的文章说，中国进入“都市圈化”时代，中国进入了“大城市发展时代”，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动辄千万甚至三千万以上的城市人口。中国的城市化何处去，人类将何处去？中国的下轮社会发展，人口将如何分流？我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