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号的起源

学界内认为最早的名号应该起源于甲骨文，殷商卜辞中的“中商”应该是中国的最早起源。

见卜辞“王，贞：于中商乎御方。”“王，贞：受中商年。”

王国维在《说商》一文中称商王都又称大邑商。邑者，《说文解字》称古与国通。商自称中商，即为中国也。胡厚宣在《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一文中认为“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

自商开始自称中国以后，中国的概念，实际上是随着地域随着对象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

一、指代京师。

《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语句，毛诗解释为“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孔颖达《五经正义》解释道“中国之文与四方相对，故知中国谓京师，四方谓诸夏。”

《史记·五帝本纪》言“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南朝宋裴骃集解中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是指代京师的含义。

因为京师是中央之都城，是天子所在的地方。

二、指代国中，国都。

《春秋谷梁传》昭公三十年：“中国不存公。”即季孙不让鲁昭公在中国存身。晋范宁注云“中国犹国中也。”这是按照古代的意思，国以城郭为限，住在城中的自称“国人”。

三、指代诸夏国家。

中国可以指代周和诸夏总体。

例如《左传》成公七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这里的中国，就是指代整个的周朝诸侯国概念。

有个直接的把诸夏与中国互换的例子。《史记·匈奴列传》有冒顿“南与中国为敌国。”而《汉书·匈奴传》则作“南与诸夏为敌国。”可见此时的诸夏与中国，意思是可以互换的。

当中国的概念与诸夏开始等同，实际上就为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奠定了基础，即在文化认同上，这一概念圈的诸夏，开始逐渐靠近。

四、指代中原之国。

诸夏虽然都可以称为中国，但是毕竟位置有远近，文化有高低。所以在习惯上，诸夏内部也是有区分的。那些位置近的，文化相对发展较高的，就不承认文化较低，位置偏远的诸夏为中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了。

如《孟子·梁惠王》说齐宣王就曾经“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滕文公》“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这里的中国，都是指代的中原国家。

更加明显还有《韩非子·存韩》有“韩居中国，地不能满千里。”而《战国策·秦策》公孙衍曾说“中国为有事于秦……居无几何，五国伐秦。”五国指代齐、宋、韩、赵、魏。那么这些地方，五国就是中国，而相对而言，秦则不是。

而这种位置远近、文化高地是动态的，所以在很多先秦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自称蛮夷的诸夏，有吐槽对方为蛮夷的诸夏。——这也是吧友中经常有引用这些语句，来段定这些国家非中国的来源。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引用是狭隘的，因为这种称呼是不断变化的，这里的中国，与我们后世的中国，不能等同。而仅仅是相对文化和位置而言的中国与蛮夷。

洪迈《容斋随笔》卷五中有“其中国者，独晋、卫、鲁、宋、郑、陈、许而已。”至于例如吴越、楚、秦、燕等，都被视为蛮戎了。

《尸子·广泽》有“夫吴越之国以臣妾为殉，中国闻而诽之。”——这里明显吴越就不是中国了。

由于楚国八百年的热播，现在经常看到的吧友引用的是《史记·楚世家》中国君熊渠说的“吾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春秋初年楚武王也说“我，蛮夷也。”《汉书·五行志》云“中国齐晋，南夷吴楚为强。”明显看到，吴楚都不是中国了。还有秦，《史记·秦本纪》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可见如果吴楚不是中国，秦国也不是中国了。

在此可以引申，如果吧友以后世之中国概念来看这些典籍中的中国之概念，那么很容易把这些国家都排除在我们现在所谓的中国之外，那么，秦朝算什么？外来之王朝？

胡阿祥老师在此指出“把战国七雄都视为中国，是一种相对于四夷的广义的中国范围，他与诸夏的概念相近。把吴越楚秦燕等国排除而特指中原诸国，则是习惯上的侠义的中国范围。”

PS：胡老师对中国的解释，还有王畿和天子直接统治的地方两个概念，此处略过。

总的来说，先秦时期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国，从含义的演变和发生的时间上来说，是成逐渐的时间序列的，即范围越大，出现的时间越晚。从最早的京师发展到后来的诸夏统称，实际上是诸夏国家在民族、地理、文化等方面的不断认同。从这方面来讲，中国的含义，已经可以是一个相对而言的国家国号了。这是诸夏国家共同拥有的地域专称。

春秋诸侯大国简图。

文化概念的中国及其文化意义

《战国策·赵策》中记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有一段对中国的论点：“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了“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的概念了。

而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先秦时期，所谓的中国，如果从地域上来说是中央的话，那么实际上中央也存在着许多的蛮夷。《史记·匈奴列传》“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

《后汉书·西羌传》称“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可见在中国内部，也到处是蛮夷。如果我们仅仅从地域上来讲中国，那么，这些蛮夷该怎么称呼？

正是因为中国的含义和判断标准的不断变化，以及从文化上，把这些民族逐渐同化，这也是所谓的先秦时期文化上的“中国的初步的型成。”（陈登原《国名疏故》）

达成文化与地理上中国的不断合成与统一，来源于民族的不断同化和观念的转化。即把这些蛮夷同化，并且从观念上，改变狭隘的中国概念，转变为以文化来判断。韩愈在《原道》中就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这也是为何先秦以后的两千年，我们能够不断的扩大疆域、汇集不同民族、始终能够保持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和文化的不断的来源。

秦汉以后中国概念的流变

秦汉以降，中国实际上就成为了通用的一种名号。

这个时期主要有三大特征。主要是一、文化意义上的加强。二、地域范围的扩大三、作为政治概念使用的“中国”逐渐走向定型。

这里需要谈到的一个是，在与文化概念相联系的中国，在历史上，地域概念的中国有另外一种解释，即认为只有汉族建立的国家王朝才是中国。——元清非中国的最早雏形应该更早，甚至司马光等对于北朝的不认可，也可以作为非中国的雏形。

十六国时期例如匈奴人刘渊最早建国号为汉，自称汉王。“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晋书·刘元海载记》）

南北朝时期的互相撕逼更加厉害，双方都自认为是中国，南朝斥北朝为索虏，北朝因为居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原，以中国自居，骂南朝为岛夷。这种争端到了隋朝的统一才得以解决。

宋辽金等对峙的时期，实际上辽、金被称为北朝，宋则为南朝，党项的西夏为西朝。元朝修史，同时修宋、辽、金史，并不排斥其他几个非汉族王朝，而是各自以其正统来编纂，以尽量符合原有的事实存在。

非汉族王朝自称中国，大多数是因为占据了中原，后来是以此为中国的合法继承者自居，从文化上逐渐认同中国。随着非汉族政权从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断的中国化（或者侠义的说是汉化），这些王朝不仅仅从地域上（因为实际上占有了中原或者一地），还从文化上，也慢慢成为了中国的一份子。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现在意义上的中国，已经不是最早狭隘的中国了，因为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演变，现在的中国，不仅仅是汉民族的中国，也是其他民族的中国。换言之，当代之中国的含义，实际上是各民族共有的中国含义了。

不仅如此，我们再回到历史中，那么，无论是地域的中国（有些非汉族王朝占据了中原）还是文化上的中国（有些非汉族王朝的中国化），都包含了汉族和其他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即，所有的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实际上都可以称为中国（地域上的中国），所有以中国化和礼仪以及诸夏之礼仪治国的王朝，在文化上都可以叫中国。

政治概念上的中国及更新

政治概念的中国，就是指作为国家代名词出现使用，这时的中国，比较于之前的文化中国，有了更加的明确性。

追本朔源，明朝可以算作政治上明确称为中国的开始。《明史》中明朝对内对外常自称中国。明史外国传中，中国作为明朝的代名词，与朝鲜、日本等国并称。明清时代，西方而来的西方人，也常常以中国或者中华、中华帝国来称呼中国而不用明朝或者清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作为国家或者清朝的代名词，使用的更加普遍。

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的中国，也有模糊的矛盾。

例如魏源在《圣武记》中，中国一词就有时候指代整个清朝领土，有时候却仅仅指代内地十八省。

童书业在《中国疆域沿革略》第一篇第六章中指出“以中国内部十八省为中国之错误观念乃明、清时所造成，盖因明时蒙古大部、西藏及新疆、吉林、黑龙江、青海等省不在中国直接统治之下；而云贵之建省，复于是时方确定。故生十八省（明为十五省）为中国之观念。”

而在17世纪以来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者中国本部、中国本土，其他地区成为鞑靼、蒙古、新疆（中国突厥）、西藏等等。

到了晚清，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明确，中国的地域范围就是指大清主权所达到的范围，但是清朝的正式国号仍然是大清。

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清朝之所以乐意接受中国的称号，也是因为中国在传统概念上，是一种美称，是先进文明的中心。

——实际上此时以中国来进行国际交往和履行条约，无论是清朝还是西方，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把中国“等同”于清朝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了。

年明神宗万历年间的明朝疆域

葛剑雄在《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中谈到，所谓历史上的中国，既不应该等同于历代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王朝，当然更不应该与汉族或中原地区画等号。历史上的中国，应该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一切政权与民族。

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中指出：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这也是符合现实发展和时代不断变化，在当代所形成的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观念。

光绪三十四年（年）全国行政区划示意图

那么，为何是清朝奠定了我国当代的版图基础呢？这不仅仅因为由于地域的中国多变，文化上的中国范围模糊，或者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最有利的历史时期。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认为的：现代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性时，而民族的要素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走向历史舞台，正是在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传统基础上，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相联系的——也就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才促成了中华民族这一体的意识觉醒。

现代民族和现代主权国家，确立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准则。近百年来的许多殖民地都在其以前的疆域内恢复了独立。从这些角度来谈，政治概念上历史中国的范围，则应该就以年以前清朝的疆域为准。——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与民族》

年以前的清朝，是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国家，这一疆域的范围，是历史发展的自然形成。

谭其骧认为“清朝在18世纪时形成的这个版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拿这个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应该是恰当的。”

——这也是当代中国的概念发展与演变和确立。

年的中华民国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