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与工业主义关系的两歧

(一)单位制：后发国家工业化典型的经验范型

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社会学自其诞生以来，其学科“重点研究的便是过去两三个世纪工业转型所形成的社会制度。”(77)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实际上就是在回应“工业主义”及现代工业社会产生、发展进程中的诸多挑战而诞生的。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迄今为止，社会学关于工业社会研究的理论知识谱系主要是基于欧美早发现代工业社会的经验而建立起来的。

在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历程中，最早提出工业社会概念的是圣西门。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圣西门在其发行的报纸和手册中率先提出了“工业主义”一词，并就工业主义诸问题而展开辩论。作为第一个觉察到工业社会新秩序即将出现的思想家，圣西门断言：“较之封建社会的黩武精神，工业主义的历程是和平的。此外，如果说封建型社会是以消费为中心的，那么，工业社会则是以生产为中心的。”(78)“社会将成为一个以生产货物为中心的有组织的大工厂，治人的权力将变成治物的权力。”(79)年，托马斯·卡莱尔在其著作中也使用了“工业主义”概念，他认为“这是一个机器的时代，在这个词的任何外延和内涵的意义上都是如此。”(80)此后，“工业主义”一词很快得到广泛使用，形成了包括：“工业文明”、“工业革命”、“工业制度”、“工业体系”、“工业社会”等在内的具有密切关联的概念群。而孔德、涂尔干、马克思、斯宾塞、韦伯、托克维尔、阿隆、吉登斯、阿兰·图海纳等社会学家，都是在工业主义的话语背景之下展开其理论体系的。无论是工业社会的批判者抑或是拥护者，其理论基本上都是基于欧美工业社会起源、发展和变迁的基本经验而展开的。

如果说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关于工业主义的研究更多地体现了西方步入工业社会进程中的诸多面相，那么，探讨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后发国家工业主义和工业化进程，深化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认识，则具有重要意义。单位制是基于工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改造方案。

(1)从工业主义视角审视单位制，则会发现，在单位制度形成及变迁的过程中，其过程充溢着现代工业主义的元素。“现代性带来了集体和集体认同边界建构的独特模式。”(81)单位制与现代性间天然的内在关联以及由此而表现出的一般性，充分说明单位制实际上是一个带有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和改造的方案。在人类历史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人类“高度组织化时代”，组织的作用明显增大。“组织既是近代的产物，同时也是推动‘近代化’的特殊方式。”如果说欧美早发现代化国家走向现代的进程既已呈现突出的组织化特性的话，那么，非西方国家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则表现出更为突出的“高度组织化”的特点。“现存的社会主义正是以组织化来推动近代化的尝试中最极端、最彻底的实例。”(82)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单位制的形成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工业主义在形塑现代组织的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2)单位制实际上也是作为20世纪下半叶初期一个“去资本主义化”的“工业社会”的高度组织化的整体范型而存在的。近年来，海内外学界谈及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改造时，基本上都承认，“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在于它将人类最广大的一群带入到一种新秩序中。”(83)这里所说的“新秩序”，其实质在于试图建立起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体制。在此意义上，如果我们简单地将单位制看作是一种“统治形式”或附属于计划经济的“生产组织模式”，实际上都大大地低估了单位制自身所固有的深层蕴涵。单位制不是简单的组织和制度，而是共产党人在社会革命成功之后所建立的一个全新的后发工业社会。

(二)单位制对工业主义发展的制约

毫无疑问，在共和国初期，作为工业主义高度组织化的范型，单位制曾创造出惊人的发展奇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局限性也越来越凸显，主要表现在，单位体制在创造突出绩效的同时，却无法将这一“绩效”持续化。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断言，在一五期间，“单位扩充社会资源总量的能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但随着单位制度的演化，单位尽管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家调控的需要，但是单位在凸显其社会调控功能的同时，也面临着扩充社会资源总量之能力的逐渐衰减这一严重后果。”(84)“单位社会的停止扩展起源于年前后的财政危机。当农村地区不能持续向城市单向输出财富时，部分单位就面临着财政短缺的困境。”(85)

关于单位扩充社会资源总量衰减现象发生的原因，学界有多种解释，其分析的思路基本上是循着单位制度对工业企业的束缚和制约的角度展开的。(1)从单位与国家关系的角度看，单位扩大社会资源总量能力的衰减，主要是因为：“单位对国家的依附，单位对社会资源的分割与占有。”(86)诚如科尔奈运用软约束概念对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分析的那样：“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取决于市场，而是取决于官僚协调和与有关当局在财务问题上的讨价还价。”(87)在科尔奈看来，软预算约束只是“父爱主义”在政企关系方面的一种表现。父爱主义是苏东社会主义体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特征。“官僚集团处于家长的位置：所有其他社会阶层、团体或个人都是孩子，作为他们的成年监护人，必须对‘孩子’的心灵成长肩负起监督职责。”(88)(2)从企业内部生产管理运行的情况看，“起源并形成于政治过程的社会主义工业关系的制度框架使企业演化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结构。这种以‘铁饭碗’和工作场所福利制为核心的劳动关系结构严重限制了管理者对劳动过程执行纪律的能力，使管理者从来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和协调生产过程。缺乏管理控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管理能力长期欠发达的根本原因，也是国企组织转变的直接障碍。”(89)(3)从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机制看，有学者引入“社会成本”概念展开分析，提出国企的运行逻辑存在两个相互抵触的目标：追求效用和利益最大化，追求福利最大化。这两个目标迫使国企朝着功能内卷化和人员过密化方向发展，以致负担过重，冗员过多，徒有消耗而无发展。(90)围绕着社会成本，国有工业企业形成了刚性的利益格局和福利功能扩大化的趋势，从而成为改革的巨大障碍。”(91)(4)从单位制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依托于城乡二元结构建立起来的单位体制没有消解城乡关系，而是有所强化，是一种典型的“非城市化”的工业化。故依托于单位体制推进的工业化并没有解决中国现代社会存在的“城乡矛盾与资源稀缺矛盾。恰恰相反，在三十多年的工业化中，这种矛盾反而恶化了。”(92)一般说来，工业化必然导致城市化，并为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条件，而中国依托于单位制的工业化却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这使得单位体制下的工业发展势头受到根本性的遏制。

可见，单位体制及单位组织所具有的上述基本特性，可以帮助后发现代化的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发展，甚至制造出发展的奇迹，但却很难使之发展持续化，因此，必须对单位体制进行改革，以使工业企业摆脱上述局限和桎梏。

(三)单位制改革变迁背景下国企对工业主义的回归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社会的迈进，单位制度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消解，中国的工业化再度起航。作为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单位制开始被置于批判的位置，“去单位化”成为“工业化”推进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不断有学者发出断言：改革开放后，“中国体制中的单位这个层次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未来它将不再是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93)“未来年代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创造出一种代替约40年前便已发展成熟的这种单位制度的替代物。”(94)其观点多是将单位制度视为计划体制的附属物，落在“转变”和“批判”之上，强调与旧体制告别的必然性及其过程，而忽略了转换进程中新旧体制间的密切相互关联和复杂的继承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轫的单位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向便是回归工业主义。如产权明晰、厂长负责制、福利制度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等。因此，我们必须将单位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置于中国近百年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和发展逻辑之中，方可获得理解。毫无疑问，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代中国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但这一进程与19世纪中叶以来的近代中国历史之间存在着极强的连续性。这里所说的“连续性”，首先是指单位制度与年以前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19世纪晚期以来，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中国必须通过集“工业主义”与“社会革命”于一体的根本性变革，才能获得新生。单位制便是在此种背景下发生的重大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变革。而如何在批判继承当中，实现制度变迁中的创造性转换乃是其中的应有之意。

（1）[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译林出版社，年，序言，第6页。

（2）[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年，第2页。

（3）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页。

（4）田毅鹏：《“单位社会”起源之社会思想寻踪》，《社会科学战线》0年第6期。

（5）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社会学研究》年第5期。

（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成都路明书店，年，第75页。

（8）《潘光旦文集》第10册，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61页。

（9）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年，第28页。

（10）梁启超：《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中华书局，年，第44页。

(11)乔启明：《论我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农业推广通讯》年第5卷第10期。

(12)柯象峰：《中国社会组织强化问题之检讨》，《史地社会论文摘要》年第3卷第8期。

(13)卢作孚：《中国应改变整个社会组织》，《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年第期。

(14)神马新士郎：《工业管理组织的定义要素与统制》，沈君硕译，《企业周刊》年第1卷第22期。

(15)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第48-49页。

(16)周宪文：《中国不能以工立国》，《时代精神》年12月30日，第1卷第5期。

(17)周宪文：《中国抗战建国的一个基本问题》，《大公报》年1月21日。

(18)王亚南：《关于中国以何立国的问题》，《中央日报》年8月。

(19)翁文灏：《以农立国，以工建国》，《大公报》(渝版)年7月7日。

(20)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商务印书馆，年，第9-11页。

(21)简贯三：《工业化与社会建设》，商务印书馆，年，第3页。

(22)顾毓琼：《中国工业化之型式》，《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年第1卷，第4期，第41页。

(2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年，第52页。

(24)(25)(26)(27)(41)[德]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28)郑异凡：《波格丹诺夫和“军事共产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年第6期。

(29)[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30)[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第页。

(31)[英]霍布斯鲍姆：《极端时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0年，第页。

(32)[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年，第15页。

(33)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年，第5、-页。

(34)简贯三：《工业化与社会建设》，中华书局，年，第89-94页。

(35)《发刊词》，《丁丑杂志》第1卷第1期，年4月30日。

(36)(37)(38)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30年代知识分子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年，第71-72、84、51-52页。

(39)[美]司徒柴尔：《工业主义与工业人》，《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年第12期。

(40)(44)[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年，第54、53页。

(42)[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译林出版社，年，第4页。

(43)[法]阿兰·图海纳：《行动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年，第页。

(45)[美]帕尔默等：《工业革命：变革世界的引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0年，第10页。

(46)陈振昌：《现代文明的历史脚步》，三秦出版社，年，第37页。

(47)[美]芒福德：《城市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年，第页。

(48)[美]詹姆斯·E.万斯：《延伸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年，第页。

(49)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近代工业卷)(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0年，第页。

(50)[美]卞历南：《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第22页。

(51)[苏]沙洛夫：《城市建设的若干问题》，东北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编：《计划经济论文选》第5辑，东北财经出版社，年，第页。

(52)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年，第页。

(53)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会编：《第一汽车制造厂建厂期间的工会工作》，工人出版社，年，第67-69页。

(54)安岗：《从一个工厂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人出版社，年，第页。

(55)关于将家属作为组织中一分子的思想和做法，还可以从“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及组织中得到佐证。单位之所以要把家属纳入到其范围内，其原因非常复杂：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军事共产主义”并不一定会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复员的开始，消费共产主义本应缩减——把军事公社减少到一般规模，取消给以士兵家庭的公费配给。然而，由于战争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这一阶段，生产体系所提供的产品的数量还要暂时减少，它的下降还要加剧；因此，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还会加强。郑异凡：《波格丹诺夫和“军事共产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年第6期。

(56)[英]罗丝玛丽·克朗普顿：《阶级与分层》，陈光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第29页。

(57)编写组：《建国以来企业领导制度演变史略》，黑龙江省出版总社，年，第页。

(58)黄良文：《社会主义企业车间集中工作分类的重要意义》，《中国工业》年第6期。

(59)[美]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8)》，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60)《东北局组织部关于在工厂、矿山中建党的通知》，《东北日报》年8月6日。

(61)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年总第16期。

(62)吕晓波：《小公经济：单位的革命起源》，见田毅鹏编《重回单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年，第3页。

(63)(69)(93)(94)[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0年，第、、、页。

(64)[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下册)，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年，第页。

(65)[美]万斯：《延伸的城市》，凌霓、潘荣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年，第页。

(66)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3页。

(67)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年，第3页。

(68)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与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年总第5期。

(70)《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71)张伟良：《英国“工业革命”问题评述》，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年，第页。

(72)[英]吉拉德·德朗蒂：《当代欧洲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73)揭爱花：《单位制与城市女性发展》，《浙江社会科学》年第1期。

(74)[法]阿兰·图海纳：《行动社会学：论工业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年，第页。

(75)[英]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下册)，译林出版社，年，第页。

(76)关于单位制的变迁与中国人现代精神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人及其所在的单位文化“单位制度普遍拥有的功能是，造就人们对本单位的不满和怨恨”(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年，第页)。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革命及经济建设时期，单位是共产党人“情感动员”的场所(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年第4期)。其所承载的“情感文化”构成了单位组织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即便是在单位组织走向消解的今天，单位道德仍是“一种可以重拾的美德”。(周建国：《单位制与共同体：一种可重拾的美德》，《浙江学刊》年第4期)

(77)[英]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第7页。

(78)(79)[英]艾伦·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陈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32-33、35页。

(80)[美]安东尼·M.阿里奥托：《西方科学史》，商务印书馆，年，第页。

(81)[以色列]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三联书店，年，第43页。

(82)[日]盐川伸明：《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香港)《二十一世纪》年10月号。

(83)[美]裴宜理：《半个世纪的伙伴：美国的中国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载张海惠《北美中国学》，中华书局，0年，第页。

(84)(86)刘建军：《单位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第79、84页。

(85)(92)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年，第、页。

(87)(88)[匈]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年，第、52页。

(89)路风：《国有企业转变的三个命题》，《中国社会科学》年第5期。

(90)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23页。

(91)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对中国10个大城市家企业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年第5期。

—说明—

本文作者：田毅鹏，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学海》6年第4期

转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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