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欧洲文献中出现族性地理概念Chinaproper（中国本部）；因华夷秩序观的影响，江户时代日语文献中一直没有族性地理思想；同期日文中称呼中国时“支那”的用法增多，且意义逐渐转变，至明治维新，受西方文献的影响，始有支那本部等译法，日本学者逐渐展布相关概念和分类体系，对以前所持的华夷秩序观进行转换，继续建构日本中心主义的同时，对中国诸部重新分类，并逐渐突出“支那本部”即为“支那”的观念。这为日本扩张主义者利用，成为其分裂中国的指导观念。“支那本部”概念与中国历史和现实不符，所以中国学者或批判、改造或抛弃这一概念。

支那本部；族性地理分类体系；华夷秩序；代表性；中国观

陈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四川成都）。

关于“中国本部”概念缘起，早在年顾颉刚就推测这一概念来自日本，而西方则是受到日本的影响而沿用之。马戎最近在触及顾颉刚的这一猜测时，亦无法明确其来龙去脉，只得将始作俑者的问题悬搁起来，着重强调其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造成的负面影响；其实维基百科“中国本部”条早在年就提出英国人威廉·温特博特姆（WilliamWinterbotham）在年介绍清“帝国”时早已使用过。不过维基百科的大众式梳理也错谬甚多。张殿清、郑朝红根据维基百科的观点，认定年是这一概念首次出现的时间，并追溯该概念的前史，即欧洲对中国版图的误解过程。若只涉及该概念的版图意涵，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葛兆光谈到宋辽之际版图的划分，而林岗更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古地图呈现出本部中国和周边中国两种类型的交错。如果是这样，美国学者何汉理（HarryHarding）所论即中国本部概念是西方地理学者受到中国传统的本部与藩属所作区隔的影响而提出，就可以坐实。问题是近来中国/华裔学者所说的中国本部和西方学者若干世纪以来一直着眼的“中国本部”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许倬云、王晴佳所说的文化上的本部和周锡瑞所说的血缘族性上的本部，是两种有着根本分异的取向和归宗。西学的“中国本部”概念基于欧洲的民族—国家观念，其核心是民族本部，所以始作俑者不应该归为中国学者，中国学者也不应该不加批判地使用这一概念。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早在年门多萨的西班牙文著作《大中华王国最著礼俗风物史记》就提出本部中国（lapropiaChina）概念，这在欧洲的本部概念史中是最早的；我们若要理解这个概念，不能在中国文献中去寻找根源；相反，欧洲的民族-国家思想之历史圜局才是该概念的土壤。这个思想肇始于15世纪末，17世纪后大盛；欧洲作者用这个思想去认识世界的其他地方，区隔各地既有的各种类型的内外关系，把它们转换为民族-国家图式。在这个过程中，本部概念起着关键的作用：它指的是某个民族的本部。识别民族，为其本部划界就成为关键操作。至于转换以后，各地的本部和非本部之间的关系将呈现怎样的走向，则依据各地既有的关系格局和具体的时局而有不同。欧洲的中国本部概念经过17世纪的铺垫，于年成型，到年时已经得以广泛运用。

我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考虑并试图解决顾颉刚和马戎未能解决的议题：为什么日本学术会进入到我们分析中国本部概念的视野之中？在欧洲之后，日本学术在它的推延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不少人在年之前都使用这一概念；顾颉刚、傅斯年、钱穆、岑仲勉和马戎等学者为何要批判它呢？

从“中国”到“支那”：17至19世纪中期日本对华称谓的变化

历史上日本作者之称呼中国，从数量上说，有个从使用“中国”者占主导到使用“支那”者占主导的转变过程；这意味着在转变前后，两种称呼都有人用，只是人数多寡不同；随之而来的是使用时的态度起了根本的转变。

在儒家的天下观中，中国即是天下的中心，周以四夷。江户时代以还，日本学者中的中国崇拜论者对称呼中国为中国并没有困难，但力图建立日本自主性而疑华甚至排华的学者则无法接受，称中国为支那就成为他们的选项之一。因此，在17世纪时，日本学界对中国的称呼就呈现出结构性特征：一端是中国崇拜论者使用的“中国”“中华”等称呼，另一端是日本民族主义学者的日本“主体性选择”，扬日本抑中国，把日本称为“中国”和“中华”。

前者在儒家的华夷之辨谱系中尊崇中国，就意味着日本为夷狄，所以占主导地位的是崇尚中国的称呼，尚有如“唐土”“唐国”等，较少使用“支那”。中文“支那”是对古梵语称呼中国为Cina的译音，隋时达摩笈多翻译佛典始用；此后直至清代，尽管各种译法并行，如艾儒略（—）所用“知纳”；但使用“支那”的次数渐多，尤其宋代以后；其中，宋代古籍以佛典如《高僧传》等中出现“支那”用法最多。在江户时代，有学者少量地沿用支那这个词来称中国，与后世学界称呼中国古代为支那一样，都带着崇敬的语气，因为他们赞赏、佩服中国的文明成就，尊崇中国，以之为文明中心，如林罗山（—）、熊泽蕃山（—）、太宰春台（—）等。

后者的主张若要成立，若要日本为天下中心，建立“日式华夷秩序”，则不能称中国为中国或中华，而须另外称之；一向被视为夷狄的满洲入主中原，正好给他们改换称呼以新的理由，诸如“夷狄”“西戎”“异朝”“异国”“殊庭”和“支那”等称呼层出。以日本为中心，把日本称为“中国”“中华”和“中朝”，而将中国称为“外国”“外朝”，彻底颠倒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始于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年）。在谈到日本祭祀的神社众多而中国只祭祀七庙时，他辩护说：“祭祀社稷宗庙如七庙者，外朝之礼也；中朝又有中朝之礼。”“中朝为中国之谓也。”文中的外朝即指清廷，而中朝、中国皆是指日本。

受兰学影响的学者则借欧洲地理知识推进这一变中为支、以日本为中心的进程，如杉田玄白（—）借艾儒略之见，云：“夫地者一大球，万国布居于此。居之处皆中也，无国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他如前野良泽（—）、大槻玄泽（—）皆持类似见地。随着17世纪中晚期日本“国学”的兴起，这一称呼结构呈现出历时的变化，即中国崇拜论者不断受到挑战，而“支那”越来越多地成为挑战者称呼中国时的选项。

根据佐藤三郎的研究，日本学者称呼支那时的态度转变始于文化、文政和天保时期（—）；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等事件，进一步触发不少日本人带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更多地使用“支那”，而年日本千岁丸船访问上海之后，记录者频繁使用该词，不仅“对中国人抱有怜悯之情，有时还可一窥由此衍生出来的蔑视之意”。

支那本部思想在华夷秩序与族性地理分类体系并行中萌芽

华夷分类体系是以文化或礼仪为标准，而非血缘族性；不管称谁为中国和中华，都不会出现族性本部这一概念。当我们考察日文地理著作时就会发现，以族性为标准的地理分类体系在18世纪时并不明显，到19世纪才逐渐铺展开，而支那本部的观念已经隐伏其间。

日本地理学从天下观的华夷秩序到欧洲地理分类系统的转换过程比较漫长，其间两个体系并行共存，延续一个多世纪。年新井白石（—）编译欧洲地理著作而写成的《采览异言》（年初版）算是较早的典型。该书在编排体例上采欧洲地理分类系统，材料也主要来自欧洲地理著作，但在具体的叙述中保留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尤其是朝贡体系的术语。如他按照欧洲中心视角来编排亚洲各国的顺序，把支那置于较后的位置，且居于日本之前，不像明治时代的舆地著作一开始就把日本置于亚洲之首，支那次之的排列顺序；更为重要的是，他不认为“支那”是番名“チイナ”的音译，而是以既用的支那与之对应。这么说的理由在于他在每一地名欧文条目之后，凡能关联的，皆写出中国古有的名字。这与他在叙述“支那”条时采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这一做法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也与明治时代以后把“支那”看成是China的音译的逻辑根本不同。

新井白石明确地以支那指大明；书中还多处涉及“中国”，如“卧亚”条说：“今据《和国人说》，去此水行三千七百余里，其去中国，准彼里法，当可一万八九千里耳”；他称“榜葛剌”之“阴阳、医卜、百工技艺，大类中国”；“暹罗”条：“永乐初，其国止称暹罗国，遣使表贡”，显然是从中国视角出发的；考证多用《元史》、郑和《诸番道里图》和《瀛涯胜览》等，典型地混合两种地理分类体系，但以华夷秩序为主导和内核，以欧洲地理分类系统作为形式而已。

年长久保赤水著《唐土历代州郡沿革地图》，第十三图为“亚细亚小东洋图”，标出经纬度，北回归线（夏至日长线）、北亚墨利加等，并注述以西把尼亚（西班牙）大臣阁竜、墨瓦兰等的航海事迹。图中不承认大清之态度明显，如标台湾岛文字：“国姓爷居此”；又将朝鲜、明国、安南三国并列，叙述其幅员大小，并与日本比较，如说：“明国二直十三省，幅员方六百里，日本之五倍也”。对大明国单用黄色，而长城以北、辽东以东如玉门关、建州女直、靺鞨诸处，则为浅灰色，且于东北混同江外标以“满洲”和“大清本国”字样。后者来源于年闵明我所说的辽东为康熙皇帝的本部王国。它在图中的作用在于区隔大清与大明。其时大明早已不存在，所以这种区隔是想象性的和观念性的，已经隐含后世区隔支那本部与满洲的做法；换句话说，这里的大明即等于后世所说的支那本部。并非不重要的是，尽管各图皆标有欧洲地图的经纬度，但以华夷秩序注之，如第二图注“倭”云：“《山海经》曰：唐尧时通五服，地方千里也。要荒二服，在五岳之外。中国唯甸侯绥三服耳。”把中国限定于内三服，五岳之外不为中国，隐有中国本部的意涵；但显然这里的内三服并不等同于“中国本部”，因为其中的绥服是“安服王者之政教”（《书·禹贡》孔传）者之区域，而不是以族性来界定的地域；无论如何，这个华夷秩序显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又如第八图注“倭奴国”云：“光武中元二年正月，倭奴国王遣使奉献。”第九图注“倭人”云：“魏时有三十国通好，自谓太伯之后。”应该说，整个地图的灵魂仍然是华夷秩序，以中国为中心的，但受到欧洲地理学的影响。

年凡足万里（—）以儒学精神编译西文著作，纂成《穷理通》；他所参考的欧洲学者所著地理志皆出自年代。其“地球”篇虽不涉及人文地理，但内中称中国为清朝和支那国，并把支那国加之于广东、南京、北京等之前，而达旦（鞑靼）、台湾屿、图别都（西藏）、朝鲜则别提，显然是欧洲的地理观念体系。支那本部的概念已经隐然含于其间。

年箕作省吾（—）编译的《坤舆图识补》出版。在分类上该书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将亚细亚列为第一卷，把“皇国”日本置于亚细亚诸国之首，并在日本史纪年框架中叙述各地的历史，是一部典型的日本中心主义著作。他把中国称为汉土和支那，即十八省，虽未提及支那本部，但十八省正是欧洲所称的支那本部。他又以支那鞑靼（含萨哈连一部、朝鲜、满洲、蒙古、喀尔喀）和台湾等属之；把图伯特归入独立鞑靼，并以和田作为其组成部分，仅在谈到西藏阿里时说支那帝派有军队驻扎，以保卫边境；涉及各国所属诸部时，皆以“属国”、诸部“归伏”等呼之，强调军事和战争在改变版图中的作用；已经述及人种及其性格。在一定意义上说，《坤舆图识补》依旧带着华夷秩序的框架。其“属国”和“归伏”等概念既带着欧洲的“依附”意涵，也有着东亚传统的理解。

上述四书皆受到欧洲地理著作的影响，新井白石深受中国著作影响，最不可能提出本部概念；長久保赤水著作的灵魂不离华夷秩序，其“大清本国”来自西方，用于区隔大明与大清，机械性附加的痕迹明显；凡足万里和箕作省吾对中国的分类基本上是袭用欧洲的地理分类系统，虽弱化欧洲著作中的族性表述，但“支那本部”的意指已隐伏其间。不过，他们都没有族性、一族一邦的提法，亦未涉及某族本部概念；并非不重要的是，华夷观是抑制提出族性本部概念的重要因素。

“支那本部”：明治初期泛起的新概念

进入明治时期（—）后日文中广泛地以蔑视语气使用“支那”来称中国，不再局限于官僚、学者，而是扩展到一般社会公众；只有极少数如中村正直（—）在《支那不可侮论》（）中带着尊敬之意使用这个称呼。

明治时期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着力割裂它跟此前数个世纪中使用的带有尊称意味的支那的关系，转而建构其跟欧美使用的China的关联。早在年曾漂流美国并加入美国籍的彦藏出版《漂流记》，称呼中国时已经系统地以支那为英文China的译名；年美国传教士平文所著《和英語林集成》，其年再版本中，“CHIINA，チイナ，支那”条只有一个内容：China；明治初年的小学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亦是如此，在汉字“支那”旁边注上“チヤイナ”（China的日语发音）和“シナ”（支那的日语发音）等。要明白チヤイナ为何，需要查考字典。英和双语字典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年柴田昌吉、子安峻编的《英和字汇》中的China条，译文是“支那、清国、唐国”，把最具有尊称感的“唐国”排在最末，“支那”就应该是最没有尊称感的；跟马礼逊的《字典》（—）、罗布存德《英华字典》（—）和津田仙等的《英华和译字典》把该词中译为“中国”“中华”“华夏”等相比，日译文的取向非常明显；而井波他次郎编译《新撰英和字典》，直接将“唐国”去掉，保留“清国、支那”；只有极少数字典将“唐国”置于译文之首，将“支那”置于末尾，如《浅解英和辞林》。无论怎样，这些英和对译，是要找到能跟英文China对应的本地概念，差别只在于要不要保留、在何种程度上保留本文化中带有尊称感的那些用语。

日文中尚有许多对中国的称呼没有与英文对应；而和英对译，则进一步将日文的所有相关概念都转换为英文China，从而将这些概念所带有的华夷秩序痕迹，彻底清除掉。这一项工作是由前述美国传教士平文（JamesCurtisHepburn）所著《和英語林集成》来完成的；该著年再版，增加新出内容；其“Shina,シナ,支那”条明确为China,并且注明它跟Kara（唐）、Morokoshi（唐土）、Kando（汉土）三者等同；其“Tdo,タウド，唐土”条实际上是进一步拓展这一做法，将日文中的另一个“唐土”概念转接到英文China那里；作者对其他项的解释，更进一步推进这个转接工作：其“Kan，カン，漢”条，还将日文中相关的其他概念都提出来，尽行转接到英文China那里，如“和汉”（Wa—kan,JapanandChina.）。此后年版改名《改订増补和英英和语林集成》；年版除上述内容外，明确カンド（汉土，Kando）条跟China相接，增加タウザン（唐山，Tzan）、シンチウ（清朝，Shinch）等，都转接到China，如清朝是指China的满洲朝代，カラクニ（唐国，Kara—kuni）译指China或Corea，一般指外国。相应的，以前曾用来专指中国的概念如“异国”，则去除其与中国的关联，通指外国或不同的国家。

年高田义甫在《清国地理小志》中说：清国自称中国或中华，欧人呼曰支那。年岸田吟香在《清国地志》中则说“外人”称清国为シナ即支那。年坪内逍遥在《上古史》中介绍支那时说：“古代的时候把这里称为Sines或者Seres之地，到了中古的时候称为Cathay之地。”日本古代何曾如此称呼？这明显是从欧美书中抄来。年矢津昌永在《万国地理》中说：“支那是世界的第一大帝国。现今的国名即清，西洋人称其为China。”

年史学家重野安绎为金子弥兵卫《支那总说》所撰序文中指出当时日本学界不复以古代佛典中的尊称支那为据，而是“通曰支那，从海外各国之所称也”。该书采用17世纪欧人的说法，以“支那”一名为“秦”的讹音，而不是佛典中具有尊称感的“支那”。隔绝这个词跟历史上有尊称感的“支那”的关系而以之接续到西洋China概念和译音，原因何在？金子弥兵卫作过说明：他不取“中华”“中国”而取“支那”，正是要去掉前者包含的华夷秩序观。

至于对本部（proper）一词的理解，在年英和字典《附音插图英和字汇》中作“自己的、天生的、固有的、适宜的、合式的、相当的、特别的”。年《英华和译字典》直接将one抯own译为“本，自己的”，他如propername（本名），aproperowner（本主）等；年出现“自身”意涵，稍后其“特有的、特质的”意涵得到强调，全面逼近西方三个世纪前的理解，为理解“支那本部”概念厘定一个方向。

明治时代日本学者翻译西方著作骤多，欧洲的本部概念顿时出现在知识界面前，成为理解中国的重要概念工具。华夷观一时失据，有关中国“本部”的各种表述纷然杂陈。只有极少数涉及中国的著作依旧采用原有的分类体系，如重野安绎、河田罴合著《支那疆域沿革略说》（），起于九州之制，讫于清之一统，几乎是诸省-边疆-朝贡体系，却欧洲分类系统而不受，也没有所谓的本部一类的提法。如欧洲地理著作早在年就提出“鞑靼自身”、年提出鞑靼本部概念，用以理解蒙古诸部的关系；但该著叙述到蒙古时则说：蒙古分为四大部：漠南内蒙古、漠北外蒙古、漠西厄鲁特、青海蒙古，没有本部蒙古一说。

明治时期学者将来自西方地理学传统的Chinaproper译为“支那本国”，如松山栋庵（—）于年编译美国诸种地理和历史著作而成的《地学事始·初编》说：西藏在支那本国之西。

译为“支那本部”，如年翻译出版之《万国地志略》：支那领支那本部、西藏、支那鞑靼、天山北路、满洲、蒙古等；这是后世日本学界采用最多的译法；或译“本部支那”，使用者较少，如年《支那地志》说支那全国分为“本部支那、满洲、蒙古、伊犁、西藏五部”；此外，后世也使用过“支那本土”，如那珂通世说“支那帝国……东南一大部，支那本土也”；或说南支那位于“支那本土的南部”。至于这些译法和英文之间的对应，要找到编译者所译的原文已经困难，不过年山上万次郎著《最近地理学教科书》，在“支那本部”下明确标出英文ChinaProper。

日本学者在著述中还使用“清国本部”，如年出版的《禹域通纂》中即使用“清国本部”与“支那本部”大量互用，指与满洲、内外蒙古、西藏等相对的部分。而年的《清国本部舆地图》，实际就是支那本部地图。

译为“十八省”。年津田仙等翻译的《英华和译字典》，把“China”条下的“Chinaproper”译为“十八省”，日文ジフハツセイ（j—hassei）。这一用法不太为人注意，但在日文中并不少见。如青山正夫把支那分为支那本部、支那鞑靼和西藏三部后说，与其他两部相比，人口最多且土地肥沃的即十八省。年《支那通览》直接说“本部十八省”，同年的《内外怀中节用》“支那地理案内”题下则用“支那十八省”。津田仙等所译字典应当是以年罗布存德的《英华字典》为蓝本翻译的，后者的Chinaproper条即译为“十八省”。由此可知，日文文献中若提及十八省，即是指支那本部。例如，早在年神奈垣鲁文即已经用十八省或二京十八省来称呼本部。年山县有朋在序陆军文库编《邻邦兵备略》时说：“如支那十八省，幅员人口皆十倍于我。”十倍于日本的部分，正是所谓的支那本部，而不是整个支那的面积，因为整个支那是日本国土面积的三十四倍。以此之故，当我们打开间宫喜十郎的“清十八省之图”时，我们打开的实际上是支那本部之图。“十八省”是日文中最为隐蔽的对支那本部的表述。

译为“正中国”，极为罕见。它出现于年井上哲次郎修订出版的罗布存德所著《英华字典》中：“TheChineseEmpireconsistsofChinaproper,Mongolia,ManchooriaandTibet.大清国天下合正中国、蒙古、满洲并西藏而成。”该著原本没有这条内容；应该是井上哲次郎加入的；但它出现于字典中的“consist”条下，跟中国并无直接关系，极少为人所知，可见其译法所受之限制。此外，原著把Chinaproper译为十八省，井上哲次郎并没有采纳，而与津田仙等区别开。

有的中文著作引用日文文献时出现“支那本邦”的用法；这来自年古贺侗庵的《海防臆测》。他说西洋夷虏“侵削五大洲，渐逼支那本邦，其可畏恶为何如也”，这里的“本邦”是指日本，与“支那”并列。

根据上述对明治时代日文文献的梳理，我们得到这个等式：

十八省=正中国=清国本部=支那本部/本部支那=支那本土=支那本国=Chinaproper。

这不简单是放大否定尊称中国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引入一个全新的分类系统，并在这个新分类系统中继续推进箕作省吾等的日本中心主义地理学的工作。

“本部”与“疆域”：明治时代的中国区域划分法

明治时代日本学界从欧洲地理著作中接受支那概念，在其组成部分上有多种歧义性看法。一种观点为七分论，如松山栋庵编译的《地学事始·初编》认为它分为“七国”：支那帝国本支那本国、支那土留喜须丹、蒙古、满洲、高丽、西藏、青海等“七国”的总称；年佐藤敬吉编《支那朝鲜兵要地理案内》亦采七分说：支那本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本部复分为十八省。二者的关键性差别即在于后者把蒙古分为内外两部，填补高丽的缺失。

其次为六分论。如《万国地志略》认为该邦分为六部，即支那本部（含琼州、台湾二岛）、西藏、支那鞑靼、天山北路、满洲、蒙古等。年近藤圭造的《舆地志略》亦认为由六部组成，除支那本部外，另外五部是满洲、内扎萨克诸蒙古部落（即内蒙古）、喀尔喀四部落（即外蒙古）、西域新疆（又称伊犁）和西藏（分为前后藏二区）。年高田义甫《清国地理小志》袭用近藤圭造之说。年泷本镫三的《中等地理教科书》作支那本部、满洲、蒙古、新疆、西藏和青海六部。

第三为五分论。如年参谋本部管西局所编《支那地志》说支那全国分为五大部：本部支那、满洲、蒙古、伊犁和西藏。年松元谦堂《支那地理》同此。

第四为四分论。松山栋庵说组成支那帝国的“七国”中，支那土留喜须丹、蒙古、满洲及青海又总称鞑靼，则支那帝国就可看成是由鞑靼、高丽、西藏、支那本国四部分组成。年，金子弥兵卫《支那总说》把“全土分为四大部，曰本部，曰满洲，曰蒙古，曰西藏”。模仿欧洲人所著书，卷一列本部疆域一十八省及其四至；卷七列满洲疆域，卷八列蒙古疆域（含漠南内蒙古、漠北外蒙古、青海蒙古）、西藏疆域（含卫、藏、喀木、阿里），卷九述清朝一统支那全部略史。此时新疆尚未建省，当无变化，但金子弥兵卫已经将新疆归入到蒙古疆域，称漠西尼鲁特蒙古，取消前述诸家所列支那之一部的新疆或伊犁。

第五为三分论。若按《地学事始·初编》的看法，满洲与蒙古合称鞑靼的话，金子弥兵卫所说四分法即可转换为三分法，即支那由本部、鞑靼和西藏三部分组成。年冲正修《支那地志略》、年近藤圭造《兵要万国地理小志》、年刘潮《万国地志要略》、年青山正夫都把支那全国地域分为三部分，其一支那本部，其二支那鞑靼，其三西藏，其他诸如朝鲜蒙古满洲等为属国，而近藤圭造则注明支那鞑靼包括满洲、朝鲜、蒙古和新疆，西藏包括前后藏。

内田正雄认为支那由本部、属地和“朝贡国”三部分组成，属地包括满洲、蒙古和伊犁等，“朝贡国”如西藏、琉球和朝鲜等。这个分类跟当时其他分类法的不同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中国的华夷秩序分类体系。这在明治初期是较为少见的。年须川贤久的《万国地理志》认为支那国分三部：支那本部（十八省）、属地和西藏；属地则云满洲、蒙古、伊犁和朝鲜等，总称为支那鞑靼。西藏不归入到属地之中。若西藏归入属地范畴，则支那即两分矣。年三分法呈现出另一种样式。北门堂版《朝鲜支那地理历史摘要》说支那“全国分为三大部分：支那本部、支那北部和支那西部”。支那北部分为满洲和蒙古二洲，西部分为东土耳其斯旦和西藏二部。北部和西部不过是方位划分，所以这里的关键仍然是本部与北部-西部的两分。

三分法的难题在于支那鞑靼（ChineseTartary）。这个欧洲概念出现于清朝代明而立之后，至迟在年就已经出现。年箕作省吾认为支那鞑靼包括朝鲜、满洲、蒙古、喀尔喀和萨哈连岛五部。这是欧洲对鞑靼的典型想象。年《万国地志略》却仅把天山南路当做支那鞑靼。西方族性地理学概念的内在冲突在日文译著中同样呈现出来。当年代日本学者们彻底抛弃支那鞑靼这个概念后，三分法便不成立了。

另外，年《禹域通纂》基于中国的政体和治理关系而提出一内阁三部政府说，三部政府即支那本部、满洲和理藩院。支那本部设八部（包括吏、户、礼、兵、刑、工等五部），满洲亦设有五部管理东三省，理藩院管理内外蒙古西藏部。这一来引出的问题便是如何理解朝贡体系：直到设立总理衙门之前，礼工二部负责接待上述本部以外诸部及此外地方的来使；这是中国的天下观体系，但西方的族性地理分类体系与此无法契合。

最后是二分论。二分论早在年内田正雄的《舆地志略》中就出现过，他提到“现今支那是由其本部及塞外的许多地方合起来的”。年松元谦堂《支那地理》在实际叙述中使用“塞外属地”这一概念：他说塞外属地皆“野蛮人”居住，分为满洲、蒙古、伊犁和西藏四国。这实际上把支那分为本部—塞外属地两部分。同年山中峰雄在《支那通览》中明确说：历史上和行政上支那帝国分为本部和属部（又分内藩和外藩）两部分，后者包括满洲、蒙古、伊犁和西藏四部。年矢津昌永在《万国地理》中发展上述思想，直接把清国分为本部和外藩两部分，清国政府管理权所及的是本部，复将之分为南清（南支那）、中清（中央支那）和北清（北支那）三部分（此前北门堂版《朝鲜支那地理历史摘要》已经把支那本部分为中央和南北三部）。清国两分的设想在满洲上出现问题。一方面他说满洲东三省乃清朝基业之地，与十八省放在一起；但在叙述中仍以满洲为藩部，区别于十八省。藩部还包括蒙古（又分为内蒙古和外蒙古两部）、新疆（又称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图伊特チベツト）。二分法还以内部-外部二分的范畴出现，如年11月参谋本部编纂课编《清国陆军纪要》，在八旗全表中即首先列出“内部十八省”，然后才是东三省和新疆，不及西藏和蒙古。

二分法为日本军部所注意。年山口米吉所编之军事信息要览《国民必携怀中博览》，采二分法，列出支那本部和属地的面积与人口。

年近藤圭造在《兵要万国地理小志》中采三分法，在同年的《舆地志略》中却采六分法；年内田正雄在同一部著作中既提出支那三分法，也明显带有二分的意见。同一个学者对中国疆域有不同的区分法，这让我们看到，诸种分法之间实际上是可以变通的。松山栋庵支那七国构成中国论中的高丽（朝鲜）很快被划出去，这一点到年代已经为日本学界普遍采纳；五分法可以看作是去掉松山栋庵“七国”论中的高丽和青海而得到，也可以看作是合并《万国地志略》中的支那鞑靼和蒙古，或合并近藤圭造和佐藤敬吉所说的内外蒙古为一得到。总之，五分法是七分法和六分法的变体。另外，年辻武雄曾对六分法、四分法和二分法的关系作过说明：“其国因山川形势，便宜施政，统分为本部、满洲、蒙古、伊犁、西藏、青海六部，更分为二十二直省及三外藩。”他所说的直省包括十八省、新疆和满洲即东三省，三外藩是蒙古、西藏和青海。换句话说，六部可以化约为四部，即直省和三外藩；而四部更可以化约为直省和外藩两部。他的转换法为后世日本不少地理学著作所采纳，如年山上万次郎著《最近地理学教科书》（外国之部上）就完全采纳他的这个说法。

可以说，对中国的各种区分法，其核心是要调整所谓本部和其他诸部的关系。

上文枚举日本编译者和作者对中国的诸种分类法；它们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书写者们不清楚中国诸部之间的关系放到新的分类体系中究竟应该怎么理解，尤其是琉球、高丽、青海、满洲、蒙古诸部和新疆；满洲和新疆的地位在外藩和直省之间变动，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无论日文作者把中国分为多少部，西藏自始至终都是其稳定的组成部分，尽管有的作者在西藏的具体组成部分上稍有歧义。

族性地理学分类：强调“支那本部”的隐喻

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石。在华夷秩序中，夷亦可以入据中心为华，因此以中心作为整体，代表四方本没有问题，所谓天下共主，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但在新的地理分类体系中，支那本部能代表整个支那吗？在日本学者根据欧美观点而作的各种分类中，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支那本部仅是支那之一部，不能代表支那，也不能代表蒙古、满洲或西藏；反之，它们也不能代表支那：支那是由它们构成的总体。

不过明治早期日本学界有一种倾向，即取消作为诸部总体的支那概念，转而把它界定为支那本部，如石黒厚在编译的《舆地新编》（）中称之为支那，在正文中涉及南京、北京、广东、高丽、满洲、蒙古、伊犁和西藏等与“支那”而非“支那本部”的关系。次年，福田敬业译《地球说略》，是明治时期地理学译著中极少以“中国”来称呼中国的；其“大中国”亦称中国，已然是与蒙古、满洲、朝鲜、西藏等并列而为大清国的十八省部分，尽管没用本部概念，实质没有两样，并彻底瓦解“中国”的宇宙观意义为族性本部。年高田义甫亦采这一策略，称支那即清国，也即十八省，别无高丽、满洲、蒙古、伊犁和西藏诸部一说。这一观念在年吉冈平助的《支那舆地全图新镌》中得以用地图的直观方式表达：清国即支那即十八省（其中福建省含台湾岛）。在历史学中这一观念也得到运用，如年坪内逍遥《上古史》的支那部分即叙述支那本部的地理和历史。时代愈往后，这种支那即支那本部的观念在日文著作中出现的频率愈大。如年杉山米吉编《内外怀中节用》即以“支那地理案内”为题，下文直接提“支那十八省”并列出诸省名（不含奉天、吉林二府），其高山有北岭和南岭，其大河有黄河与扬子江。这里的支那就是此前诸家所说的支那本部。此外，尽管矢津昌永把清国两分，但在叙述中“清国”常仅指其本部。无论怎样，到这一步，其潜在意涵就展露无遗：满洲、蒙古、伊犁（新疆）和西藏诸部不属清国或支那。那它们又谁属？

当日本学者接受欧美地理学分类系统时，一开始只接受其地域分类，对另一半即族性地域观则跟进得比较迟滞，接受得较为缓慢。明治时代日本学界的另一个倾向便是逐步把诸部界定为族性之部，首当其冲的就是支那本部。年冲正修和内田正雄把万里长城以内作为支那本部十八省，并说成是尧舜以来的“汉土”。这就已经蕴含族性地域观的意思，尽管不明确。而以尊敬口吻使用“支那”的中村敬宇在《支那不可侮论》中，亦强调鞑靼异族王朝统治支那，造成其软弱，若去除鞑靼统治，支那会很快成为世界强国，其立论之前提和潜意显然是支那族-支那国论。明治16年至20年（—）田口卯吉著《支那开化小史》，一开篇即谈支那的地势。在欧洲地理系统中，地理必然涉及居住其中的族。所以田口氏根据庄子所说确定出其间所居的诸氏族，他们所尊之王天皇氏、地皇氏和人皇氏等的相继出现，九州的分划等，不知不觉中将支那史放在支那本部的地理范围之内。年坪内逍遥在《上古史》中将地理学和历史学关联起来，其叙述的支那史也仅是支那本部的历史。类似地，若支那即支那本部，则支那人即汉人。年松本谦堂《支那地理》在分省人口统计中列出台湾省的支那人有三百万，土番不详。这里的支那人即汉人，显然不包括土番。

人种观是将支那之人族性化最便捷的途径。年《支那地志》把支那全国分为五部分，其中本部支那有本部支那种，人口人，不包括帝国内的蛮子种、蒙古种、唐古特种、噶什喀尔种、几尔几斯种和东干种等。而支那人种西来说的影响较突出。年坪内逍遥的《上古史》和年山本頼辅的《新体支那史》都采用其时欧洲学者提出的支那人种西来说，其潜在而不容置疑的观念，即支那本部为汉人本部。

在翻译英文中的China时，年代有字典编纂者会在“支那、清国、唐国”之末附上“汉国”一义，这便跟“theChineselanguage”条的日译文“汉语”相呼应。这是一族-一国观的一种体现形式。

在《和英语林集成》把China与支那互译后，一个后果就是日文中的相关概念也都要跟欧美文献中塑造的Chinese（汉人）挂上钩，且不说日文中与“汉”相关的用法如“汉语”“汉字”“汉人”“汉医”“汉家”和“汉音”等皆以Chinese来理解，如“汉语”（Kan-go,theChineselanguage）、“汉字”（Kan-ji,Chinesecharacters.）、“汉音”（Kan-on,thenamesoftheChinesecharactersusedbytheConfucianists）等；又如“Kam-p，カンパウ，漢方”（Chinesesystemofmedicine），他如タウガワ（唐画，Tgwa）是汉人图画（AChinesepicture）；カラウタ（唐歌，Kara-uta）是汉人诗歌；カラコ（唐子，Karako）本是指穿古代中国服饰的男子或木偶，英译却是汉人男孩（aChineseboy）；タウイン（唐音，Tin）指的是汉文的近世发音；カンガク（汉学，Kangaku）便是对汉人的研究；其鄙视的态度莫如这一条体现得最明显：タウジン（唐人，Tjin），指的是Chinaman，用于鄙视性地称呼所有外国人。

到这一步，日本的支那概念就被纳入到欧美著作自16世纪以来塑造的单一民族-国家式范畴当中，并带上明治时代的日本特色。

对作为支那本部的支那进行实质填充，是建构族性支那最实在的路径。年志贺重昂在《地理学》中谈到研究支那地理之方针时，与杉山米吉一样，仅以黄河水系和扬子江水系作为研究的纲领，讨论两水系的历史，不涉及其他区域，其他水系。他说其面积总起来是日本国面积的九倍，与欧罗巴列国的合计面积相等。这种二水系中国论在日本扩张主义者石原莞尔那里体现得最明显。

此外，自田口卯吉著《支那开化小史》后，青山正夫（—年）、坪内逍遥（年）、市村瓒次郎和泷川龟太郎（年）等完全抛弃既有的支那史学研究传统，转从西方史学的写法，以欧洲族性地理分类系统入史而著支那史。这造成的重大学术研究后果之一，是史学研究开始放弃当地的时空观念体系，转而研究根据欧洲族性地理学划分出来的支那的历史，支那史便成为支那人的历史，从而使支那史也族性化。

前野良泽（—）曾说：上古以来，中国族替无数，代有不同；吉田松阴（—）亦说历史上中华之人“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一当支那本部和其他诸部被族化，“中华观”丧失，此变之途阻绝，诸部就更不可能互相代表。这不单是地理分类系统的问题，还是深刻的认识论问题。当清季民初部分激进的中国学者如刘师培等接受并使用支那本部即支那这一理念时，他们已然将诸部排除于中国之外。即便主张支那由诸部组成的学者，他们在谈中国史时，仍然以本部的历史来代替。换句话说，天下观被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取代以后，中国观念出现大问题。有人以为这是大清一统诸部给中国观带来的难题。非也。明代的时候就没有诸部共存吗？须知云贵川、辽东等地的异族仍然是大明的一部分，乌斯藏僧侣依旧前往朝廷朝贡或任职，亦有蒙古奇源部阿拉坦汗朝贡。可见问题不是一统天下是否可行，而是中国的天下观和华夷秩序被民族-国家化，使一统天下、诸部共存的合法性遭到质疑。

根据科勒莉雅所说的民族-国家的理想型，经这一转换，清朝以后中国那些“本部”之外的部分，就将面临一个与本部缺乏清晰而合适关系的局面，条件具备时注定要产生分离运动。这迫使中国诸民族的另一脉络基于共同的命运和相互交往的历史，趋向建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来应对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