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考古为例

有了以上的铺垫，再来谈田野考古学和考古调查。

前面说过，田野考古分为调查、试掘、发掘三种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这三种方法相互补充，互为一体，各有各的特点，张忠培先生将这三种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形象地称为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这是他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从陕西华县与渭南的田野考古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后来到吉林大学工作期间又在吉林市郊、张家口及晋中等地的考古中予以运用与发展，并取得了成功。

阵地战是选定一个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目的是解决一个遗址出土遗存的编年序列，搞清楚这遗址中不同考古学文化或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遗存的空间结构与格局，并将这遗址现今所在的地点即村落建设成能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根据地”，以支撑在该遗址相关地区或一条河流流域内开展运动战与游击战。山西的先秦考古，晋西南有夏县东下冯遗址、垣曲盆地有古城遗址、绛县横水墓地，晋南有翼城与曲沃之间的天马——曲村遗址、侯马晋国遗址、襄汾陶寺遗址、翼城大河口墓地，晋中有太谷白燕遗，忻定盆地的忻州游邀遗址，这些遗址一发掘就是好几年甚至几十年，这就是“阵地战”。

运动战是选择一定的遗址，进行小规模试掘，以填补定点大规模发掘的遗址中所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故阵地战和运动战是摸清一定地区或一条河流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其社会进程的有效方法，如晋中考古队年春在娄烦童子崖南北两端开了两条探沟，发现了与半坡文化同时的遗存，丰富了白燕遗址未曾见到的资料。

游击战是在定点大规模发掘遗址所在地区的河流流域内开展普查，以了解不同考古学文化或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的遗存分布状况，如晋中考古队年在离石与柳林的三川河流域，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年在翼城东部遗址考古调查等。

一次成功的田野考古调查，得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负责人必须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积累量；

二是负责人要有课题意识，考古调查时有明确的学术目的；

三是参加调查的人员必须有团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三者缺一不可。

领导者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积累量，见了陶器、陶片不认识，不知道这块陶片、这件陶器是什么时代、什么文化、哪一期的，等于一抹黑，肯定不行，更别说见到前所未有的陶片了，反过来认识陶器和陶片，就知道调查到什么程度；

没有课题意识，便不能知道这一地区、这一条河以前工作取得什么成绩，下一步应该解决什么考古学问题，没有明确的学术目的，不会设计调查目标，也就不能知道调查到什么程度了。

没有团结作战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随时都有可能碰到沟沟坎坎，怎么办？田野调查不会按钟点吃饭、作息，天有不测风云遇到淋雨、遭受严寒是常有的事。

考古调查还要受到许多方面的限制，主要是农作物特别是大秋作物生长期间，阻碍了我们的视野，故而考古调查常在秋收之后和初春农作物还没有长成之前才能进行。进行考古调查时，首先要联系好当地的公安局、派出所，其次还得跟村里、跟地主商量好。

张忠培先生

还要举晋中考古成功的先例。在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苏秉琦等《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年5期）的指导下，作为这次考古的主要负责人的张忠培先生，年发表《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年发表《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和《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虽是年发表的，年考古写完了，这样就自身不仅具备了认识黄河中、下游地区到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的能力，而且在很多问题上还有新的见解。在年前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成张家口考古队对蔚县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结果表明，要探讨冀西北长城地带与黄河流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还得在张家口之西、之南进行考古工作，于是就有了、年对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的发掘，两年的工作成果表明，“虽已见到序列较为完整的夏、商时期的遗存，以及自具特征、序列很不系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却难以说清楚夏代的此地遗存和新石器时代的渊源，同时，白燕遗址见到的几座墓葬及其随葬器物，再次引起探索吕梁山西麓过去经常发现的以颇具特征的青铜器为代表的遗存的兴趣。这是晋中考古队至娄烦、汾阳、孝义、离石及柳林进行考古工作的大致缘起。”

《晋中考古》“结语”尽管说“再从考古学文化分类及文化关系方面，对Ⅰ至Ⅷ期简略地作点说明”，实则并不简略，而是对材料所表述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精彩的谱系分析，枣园文化、半坡文化、后冈一期文化、西阴文化及当时学术界热点釜形斝、双鋬鬲的产生、演进，包括客省庄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先周文化，包括河南禹县谷水河、山西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灵石旌介、陕西神木石峁、清涧李家崖、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等遗存都有述及，提出了义井文化、白燕一期文化和暂未命名的“单具个性的考古学遗存”（结束语），张先生在年提出杏花文化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至于说到团结作战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参加过这次考古调查的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老师和78、79级的学生至今记忆犹新，这指引了他们日后成长的道路。

所以，评价一次考古调查，不但要看其新发现遗址的数量，还要看其把遗址和遗存所表述的考古学文化，采用谱系分析的方法，解读出来了没有。

晋南考古始末

年8月5日我接受了写作《晋中及陕晋豫地区的陶鬲》的任务，但直到第二年5月10日在浮山才完成，当时我参加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合作的浮山盆地调查项目，这次调查采用GPS测绘每件陶片等遗物的“拉网式”考古调查，因为年浮山桥北商周墓葬，特别是商代大墓的发现，相应的遗址或城址肯定在其附近，文化面貌如何？与河南安阳商文化是什么关系？同商周以前和以后文化是什么关系？一系列问题都摆到学术界面前，这是这次调查的学术目的。我也算是领略了高科技给考古学带来的福利。调查过程中我始终在想，拉网式和跑地塄、找断崖，各有特点，哪个更占优势？哪个更能解决学术问题？我始终坚持先跑地塄、找断崖，如果找到了，再定文化属性，这样做简单易行。

在写作《晋中及陕晋豫地区的陶鬲》的过程中，我认识到，晋中地区的杏花文化首先生成了侧装双鋬鬲和矮胖型单把鬲；陕晋豫则是陕西西安以东（陕东地区）、河南洛阳以西（豫西地区）、涑水河流域的运城盆地（晋西南），和亳清河、沇西河流域的垣曲盆地，除在垣曲东关文化产生了侧装双鋬鬲或陶鬲外，继续而来的三里桥文化以瘦长型单把鬲为主，来自客省庄文化；临汾盆地的陶寺，存在着约与杏花文化二期同时的陶寺M遗存，继而生成了独具特色的肥足鬲，进入陶寺上层遗存时期，矮胖型单把鬲来自杏花文化等，但依旧对陶寺与晋中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处于清楚与不清楚之中。

浮山调查结束后，我和薛新民6月27、28日在参加了河南三门峡举行的“纪念庙底沟遗址发现60周年暨首届中国史前彩陶学术研讨会”，他还没有给我说起调查的事，记得是酷热难耐的暑天，晚上他跟我网上聊天，问我有个有关“陶寺文化”的调查项目，已经批下来，你有兴趣参加没有？当知道由我们设计调查地域和目标的时候，我当然同意，因为这几年填表申请、上报、批复、经费、考古、研究、成果等，已经完全脱节，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行。我们与同事杨林中一拍即合，因为三人都有年5月在翼城东部调查的经验，枣园文化典型单位“枣园H1”就是那次调查中发现的。

调查目的，我们商定，以前无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还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开展的工作大多在临汾市的南半部，尧都区以北只是年在洪洞侯村、年在尧都区高堆做过发掘工作，侯村报告早就出来了，有人提出陶寺文化“侯村类型”，高堆报告还没有发表，所以在灵石口以南到陶寺以北的广大区域，况且晋中考古已将灵石口以北的考古学文化排序拍得清清楚楚，陕北早就开展工作了，神木石峁、新华等遗址跟陶寺文化面貌有相同的一些因素，如肥足鬲、圈足罐。所以我们把目光锁定在霍州市、洪洞县、汾西县、乡宁县这一市三县上，浮山县、吉县，包括灵石县的部分区域，作为待选。选择乡宁，还是我从年起的一个小小心愿，下文将谈及。

我们还商定，将我们选定县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登记和以后发现的全部先秦遗址，再详细的复查一遍，工作方法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跑地塄、找断崖、遗迹测点，确定遗址范围，以摸清我们这次调查遗址的基本构成和文化属性，使这些遗址在考古学研究中“有用”和“能用”。

接着就考虑人员组成了。除我们三人外，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当地文物部门的骨干，霍州刘树伟、洪洞郭红波、崔凯、乡宁张红娟、段爱荣等，这些人都参加过年至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对当地的文物相当熟悉；一部分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的技术工人，李全贵、宋小兵、杨小川等。分工如下。

统筹、调查进度：田建文、薛新民、杨林中

前期准备：汽车、地图、陶片袋、标签、皮尺、笔记本、计算纸、绘图板、GPS测绘仪、线手套、凡士林（护手霜）等

行程安排、与有关部门对接：刘树伟、郭红波、张红娟

交通、食宿：刘树伟、郭红波、宋小兵、杨小川

绘图、记录：李全贵、张红娟、段爱荣

照相、测点：刘树伟、郭红波、崔凯、宋小兵、杨小川

从年11月22日霍州大张东园遗址起，到年12月21日乡宁中宽井遗址止，我们对临汾盆地北半部的霍州市和洪洞县、汾西县、乡宁县这一市三县域内共计处进行了详细调查，其中汾西28处、霍州58处为迄今发现的全部先秦遗址，而洪洞68处、乡宁19处是以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为主。

一年多来，既有收获满满的喜悦，也有一无所获的失落；既有成竹在胸的自得，又有心烦意乱的迷茫。按时间顺序，说三件调查之事。

1、汾西阳高

图一年5月19日汾西阳高遗址断崖上暴露的瓮棺葬

图二年5月19日汾西阳高遗址采集陶罐

年5月19日晚，我从侯马坐长途汽车到汾西后，调查队也回来了，他们是到离县城西南30多公里开外的阳高等遗址调查去了。郭洪波参加过汾西县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年7月5日调查时，村民在地里种着庄稼，看到了断崖上的瓮棺葬但没有采集，只是照了相。这次郭洪波等人起了个大早，回来时已经天黑了。晚饭前我看到这些大陶片时，马上意识到这是碰上瓮棺葬了，一问果然如此，但工作做得有些粗糙，当即决定第二天再去。那是个炎热难熬、山路难行的一天，到达阳高遗址补充完所要提取的资料后，继续调查。一开始收获不算太大，我让大家扩大范围，在果树地里继续调查，依然无果。正当我稍感疲乏、解手歇息时，在一旁解完手的宋小兵拿着大半个陶盉走过来了，顿时我喜出望外，真是天大的好事情！这件完整陶盉是除忻州游邀遗址之外，山西特别是灵石口以南第一件完整陶盉，以前在东下冯、陶寺、侯村等发掘过的遗址里，有这类器物，但只是见到了陶盉出水的流部（嘴），而陕北、内蒙古多的是，足见发现它的意义。（图一年5月19日汾西阳高遗址断崖上暴露的瓮棺葬）（图二年5月19日汾西阳高遗址采集陶罐）

图三年5月20日汾西阳高遗址采集陶盉修复

图四年5月20日汾西阳高遗址调查到的陶盉

回县城路上，我兴致勃勃地讲了很多解手发现文物的故事。吕辑书先生是解手时发现垣曲古城至今仍然保存下来的地面上北城墙的，由此拉开了发掘这座商代古城址的大幕；我的老同学周倜是解手时发现一件精美的三棱大尖状器的，放到丁村遗址群里，这也算是比较漂亮的一件，这是年发掘丁村汾河西岸石沟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生的事；宋小兵“尿出一件陶盉”来，这是山西考古学调查史上，歪打正着的好事，第三次碰到。所以，调查要处处留意，即便解手是也不放过。（图三年5月20日汾西阳高遗址采集陶盉修复后）（图四年5月20日汾西阳高遗址调查到的陶盉）

2、霍州韩壁

年12月14日霍州韩壁调查

年11月24日调查霍州韩壁遗址时，在一个挺高的断崖顶部，清清楚楚的看到一座灰坑中有一件完整的陶鬲，要搭梯子才能接近，而村子还有一段路，更主要的是考虑到以后还要做试掘，就没有采集。谁知年12月14日到原地一看，早已被铲车推得不知去向。沮丧之余，我看见新的断崖上暴露出一座灰坑，不敢怠慢借来梯子，做了简单清理，当时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收获很大，在韩壁发现肥足鬲口沿，内壁也有麻点，哈哈，这是我们这次调查重点之一，真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还有夏代早期的鬲、罐，可以复原，成功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备之士。”窃喜之心，洋溢于文字中。（图五年12月14日霍州韩壁调查）

3、乡宁东柴圪垯和柏树沟

年第三次文物普查过程中，在乡宁县东部光华镇峪口村村北的柏树沟古土壤中，除发现枣园文化陶片、骨片外，还有石器、石片等，最后一次是12月12日，调查者将此称为“柏树沟地层”，使我又一次联想起年乡宁平垣东柴圪垯发现了两件经过初加工形成的石磨盘和枣园文化的许多陶片，感到探寻山西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和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乡宁是一块宝地。从年起，多次向单位领导汇报乡宁柏树沟和东柴圪垯有的信息，希望能到那里考古调查和试掘，但都没有下文。

图六年12月17日乡宁柏树沟调查

年12月15日，途经蒲县、隰县到乡宁县城时，夕阳下的这座小城披金戴银，我写五言绝句《乡宁调查》。

又进吕梁山，

了却我夙愿。

枣园柏树沟，

早晚多少年?

16日调查东柴圪垯时，原来随处可见的遗存随着土地改造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令人扼腕振叹。第二天也就是17日调查柏树沟，刮出了“柏树沟剖面”，发现了盘状石核、石叶和碎陶片时，才稍稍平息了我复杂的心情。当时我做了《调查乡宁柏树沟》这样的一首打油诗：

大海深处捞银针，

沉沙底下澄赤金。

乡宁峪口柏树沟，

功夫不负苦心人。

——今日调查乡宁峪口柏树沟，收获很大，石核、石片、陶片共存，证实了我过去研究结论。

图七年12月17日乡宁柏树沟采集的石片

图八年12月17日乡宁柏树沟采集的石片石核

年12月17日乡宁柏树沟采集的陶片

通过一年多的调查，我们最初确定的目标已经达到，这就是将陶寺遗址广泛存在的肥足鬲分布的最北地点推进到霍山脚下，洪洞永凝堡遗址发现晚商陶片，在霍州大量分布的仰韶晚期文化能够与晋中同期遗存比较，解开肥足鬲产生、发展、演变（消失）之谜的钥匙，就在我们手里（图七年12月17日乡宁柏树沟采集的石片）（图八年12月17日乡宁柏树沟采集的石片石核）(图九年12月17日乡宁柏树沟采集的陶片)

还是一年多来，见到现代化的铲车推过整整齐齐的剖面时，为之痛心，多少遗址未能发现便被无情的推掉了；每每见到遗址，特别是墓地中遍地探孔时，为之难过，考古工作者来晚了，而盗墓分子已经先行一步了。（图六年12月17日乡宁柏树沟调查）

还是一年多来，越来越感到“好汉”也绝不能再提“当年勇”了。人到中年万事非，摆脱麻烦的事务，安心用心做考古调查、整理、研究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还是一年多来，因向往晋中考古的做法，而将这次以“陶寺文化”的专题考古调查以“晋南考古”为名，以后发表调查报告也将以《晋南考古》名之。

最后要说，如果晋中考古是中国考古调查一座里程碑的话，晋南考古将是可望不可即的事，但我们会努力接近！

（文章来源：《发现山西——考古的故事》）